第112章 如登春台完

后世的三日之行在对先辈的崇高致礼下落幕， 留给千百年前人物的是比以往更深重的印记和更大的风波。

说实话，这次天幕出现的时间极短，内容却惊心动魄。粮食，贫老， 教育， 先人， 有些予以启示，有些却在他们的接受底线上来回折腾，震荡至今。

说古论史，汲取古人的教训，规避后人的过失， 这无论放在什么时候都是好事。听医药、女子、文学也可在提及的方面着手整顿， 而后世之行展露的， 却与她曾讲过的都不同。

不是说四四方方能现人物山川的亮屏，也不是朝发夕至盏茶时就能达目的地的悬浮飞车，还有那些铁鸟破空、铁龙穿岭固然超越了他们对诗文古籍中腾驾龙车吞火铁蟒的想象，可造物终究是真实的，精神上虚幻不能触的才可怖。

那已经不是离经叛道四字可形容的了，而是某种从物质到精神上的降神或重压， 嬴政想。

某种意义上，他并不认为天幕现世是件纯然的好事。也就是大秦已在前几次专题后改变了些许政策，有了缓冲， 若万事未变，或后人最开始出现就放映现代生活，那天下何止大乱。

对后人来说庞大沉重又腐朽的帝制在此时却是贴合时代的产物， 教今时政客来评，许多人大约也会觉得天幕并非福祉， 而是祸端——这当然不止是因为她为人为民的理念会动摇当今统治，而是她带来的一切都太过先进，其实古老社会并不能完全接纳消化。

思想超越时代到一定程度，那就不是古人的东西太腐朽陈旧，而是新的事物过分不切实际了。

嬴政漫不经心地批阅奏书，大秦重务实，官员里却还是会有拎不清的想将后人那套东西往此时套用。天幕中人总爱说穿越小说，可他与李斯等人论政闲暇也探讨过，一致认为文化作品果然只能停留于创作，文人的笔是虚幻悬浮于空中的，描绘出的自然也是理想世界的理想进程。

提前出现的器具、思想乃至变革，在恰当的历史节点出现是好事，可若提前太过，达成的效果就不再是推动进程，反而是摧毁秩序。

旧的秩序当然值得重建，为人为民也是好的，可在平崭史书上就显得突兀。正如现在，他们确实按照后世指引提前许多年做出了至关重要的纸，也在墨家公输家与宫中匠人的合作下造出了比现在更便捷得用的农具，效率提高十倍不止，可东西是有了，却无法真正大范围使用。

始皇帝搁笔：“新的犁具需要多少铁？制造成本如何？”

少府恭谨回答：“核心组成皆为铁制，成本对如今的大秦来说极高。精度亦不足，顶尖匠人在技术上也无法完全做出后人所讲的构造，只能舍弃部分功能。”

不必再多说些什么，满朝君臣看着那座簇新的、功效极佳的新式农具，都知道无法像后人说的那样大范围推广到民间使用。当下虽然已用上铁器，可还是青铜器具做主导，大多数人用的甚至是木石。

李斯想了想，又低声道：“或许后世王朝在制铁方面又有进步，可支撑大规模铁器生产。”

一环套一环，再好用的东西也需要扎实本源来奠基，嬴政瞬间明白了什么叫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只暗自叹息。

千年万岁既寿永昌是空话，金石宝玉成灰，古物衰朽腐化，今人追逐时间，他们这些古人能做的，依然是追逐历史浪潮。

而天幕所为，终究是展示而非赠予。告诉他们有此物存在，教人向此路追寻，求索，再一日日奋争，方能造出。重视，拆解，实现，创造已知，发现未知，让人类群星在何时都闪耀。

天意无情如斯，青史有情至此。

汉时，刘彻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本朝的生产方式确实比后世所说落后太多，他倒是能造出些东西，铁器也已经普及，可朝廷前不久刚耗费大力气推广了三脚耧车，原本的刚被接受，新的又要拿出，不但国库承担不起，民众也承担不了。

新事物出现，传播，使用，总需要时间与过程。天幕面向所有人，无限制地压缩了传播的难度，可百姓在农具上仍需消化时间。这些损耗都隐藏在后人那些崇高先进的东西背后，知道、得到、落实、做成，其中的差异数年才可成，“想”和“做”毕竟不同。

可困难是一回事，这次天幕播放后涌现出来的妙品也不少。

不久前朝廷挂了征辟诏书，求各地擅农桑者，为防冒名顶替还做了几重筛查，要的不只是物，也要知其所以然的人。

放在以往，人们不愿拿出新东西，既是畏惧当地豪强或官员强取豪夺，也是想为子孙后代留个吃饭的本事。可如今有钱有官，有朝廷保护，还可能有爵位封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民间居然真有不少能人奇人出现。

虽造不出后世如袁老杂交水稻那般堪比圣物的神种，却也有不少以前从未经过见过却对农业卓有成效之法，和真正贴合如今的农具改良。甚至不止农业方面，其他匠人也争着往外掏东西。

……怪道后世说要鼓励发明创造呢，民间大搜底真是了不得。

大宋，赵官家们自认本朝在爱民方面要比前几朝好上许多，不说登闻鼓受理民事细案，也有与民同乐之美谈。皇太子即位，市民争入太子旧邸，拾取剩遗之物，谓之“扫阁”——听听，其他朝代能有这事儿？

农业，教育，孤老，他们都自觉做得不错，可唯有这“兵”字，啧。虽然现在他们都为防靖康耻整顿了军队制度，也在待遇上提了提，做不到岳家军那种程度也能夸个精神面貌甚佳，可与后世那种军民鱼水情比起来，又算不上什么了。

纪念碑下满是鲜花，烈士墓志不染尘埃，天幕中人敬礼时并非哀毁，只有敬意和怀恋。这般景象，如非亲眼所见，无人肯信。

面上的刺字被抹除了，可心中刺字仍未消除。“好男不当兵”的认知在大宋男儿的心中积攒数代，非一日之寒，能重编是待遇相诱，又有靖康之耻在顶上悬着，思想却不是官家们那点爱国教育就能改变的。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作为后世认可的大文豪，得了天子钦定，同僚肯定，百姓认定，收拾行李被派去军中做起了思想指导。

苏子瞻赶路途中写了无数稿计划，不知该从让军人意识到自己是在保家卫国守护亲人落笔，还是从靖康耻论证到当下虎视眈眈的外敌，越写越担忧，越写越激愤。

于是他寄信于亲弟道：“思今与后世之系、今与敌之隙，兄乃悟：和平非恒常，而战争为定则也。”

他的笔端与多年前父亲伏案书写《六国论》时的毫尖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