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 南朝近况 这情况不太妙啊
二十年， 夏初。
同一时间，与北方关中那种紧绷局面、徐州沿海飞速发展相比，是曾经繁华富庶的南朝，日子过得却是十分绝望。
一切的崩塌， 始于去两年多前那场“祭天之变”， 偏执多疑的皇帝， 悍然对参与大典的众多世家高门挥动了屠刀， 鲜血染红了祭坛， 也浇灭了南朝本来还算稳定的门阀平衡，它没能换来皇帝梦寐以求的乾纲独断， 反而点燃了不灭的复仇火焰。
各地世家大族， 从三吴到荆湘，闻讯后骇惧交集， 他们或拥兵自守，或联姻结盟， 或干脆打出“清君侧”、“靖国难”的旗号， 一时间，南朝境内州郡鼎沸，坞堡林立，诏令不出建康百里。
建康朝廷因此陷入了极度孤立， 皇帝在寒门尚书徐徽等人的支撑下， 匆忙拼凑起以京中禁卫为骨干、大量招募流民和市井之徒的“新军”，试图以武力镇压四方。而反抗的世家联军中，实力最强、反应最快、也最具号召力的， 莫过于镇守荆州、素有威望的崔氏一族。
如今崔家的主事者，是三房崔霖，这位病弱的翩翩公子在徐州和表弟表妹一起求学时， 无法适应 ，也见不到那位徐州之主，更别说完成叔叔的任务，与徐州联姻了。
于是他后来回到荆州，感觉如鱼得水，刚回到了舒适区便帮助朝中的伯父崔宏处理家族庶务，他行事谨慎周全，颇得伯父信重，也在家中积累了不少的威望。
这次崔家分裂为两支，一支投奔了北方清河的崔桃简，剩下的荆州势力，便完全被崔霖把握。
他深知唇亡齿寒，皇帝今日可屠戮其他世家，明日刀锋便会指向荆州崔氏。更觉得这是崔家乃至整个南方世家重新掌握命运、甚至问鼎最高的天赐良机。
于是，在确定了家主地位后，他迅速行动，凭借荆州雄厚的兵甲粮储和崔家的声望，遣使四方，纵横捭阖。
他不再仅仅代表崔氏，而是扛起了“共抗暴君，匡扶社稷”的大旗，以极高明的政治手腕，将荆州、湘州、乃至江州部分对建康朝廷不满的豪强、郡守、甚至一些在“祭天之变”中受损较小的次等士族，都团结到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之中，他承诺事成之后共分权柄，尊重各家利益，一时间应者云集。
尤其是在江州陆韫儿子陆漠烟的退让不争后，崔霖便成为当之无愧的盟主、十七路大军中的主力。
建康城当然不能坐视这联盟成立，于是立刻派出刚刚扩大不久的禁卫军出战，要剿灭这次会盟。
于是战争在长江中游骤然爆发，建康朝廷的“新军”与崔霖为首的世家联军，在江夏、浔阳、九江等战略要地展开了一系列惨烈的攻防战。
然而，战局的发展几乎是一边倒。
皇帝仓促组建的“新军”，虽然装备了府库中精良的武器甲胄，士兵也多骁勇敢战（尤其是那些被压迫已久、渴望凭借军功改变命运的寒门和流民），但他们严重缺乏有经验的将领和系统训练，指挥混乱，各军之间协同极差，尤其是刚刚启用的许多寒门将领，那叫一个毫无经验又喜欢帮助指挥。
而荆州军却是长年面对过西秦、蜀兵等对手，甚至在徐州那两位疯狗手下讨过生活的郡兵。
面对徐州的铁骑他们唯唯诺诺，但面对这些建康城临时组建的新兵嘛……呵呵！
于是，当建康城的禁卫营与仓促集结的水军（原本的护卫建康城的水师，就是那只曾经和林若南下建康时玩了一局碰碰船的水师都督好运地躲过了祭天之变，听到此事后大骂竖子不足与谋，然后就果断带着水师大船和水兵还有家人们投奔徐州去了，如今正在徐州组建新的水上救援巡逻队。）与荆州的水师（这其实都不算水师，是荆州自已组建的、保护商船，打击水匪，维持秩序的卫队）遇到上时，结果便很快分明了。
面对荆州军这等久经战阵（小战阵怎么就不算战阵）、组织严密的对手，建康的水师往往一触即溃，或者就是陷入包围被分割歼灭。
而徐徽等寒门将领，虽有承受万夫所指的勇气，也有挥斥方遒的从容，却极度缺乏大军团作战经验，更难以驾驭那些骄横难制的部属，更不得民心——在世家大族对治下宣传里，建康城的皇帝和官员已经是桀纣一样的暴君，他们每天的要用人的鲜血洗澡，有的生吞婴儿心，有的要采妇人少女入宫等等……
反观崔霖一方，荆州军本就是南朝精锐，更关键的是，他们得到了各地世家“地头蛇”的全力支持。这些地头蛇提供粮草、民夫、向导，甚至私兵部曲，使得联军在自己的地盘上如鱼得水，情报灵通，补给顺畅，而建康军则如同盲人骑瞎马，处处受制，动辄遭遇伏击、断粮。
结果是灾难性的。
武昌外围战，建康军先锋冒进中伏，几乎全军覆没；浔阳水战，联军以熟悉水文的本地豪强船队为前导，大破缺乏水战经验的建康水师；九江攻防，守军在城内世家内应配合下，轻易把敌人骗进城来杀……短短数月间，建康军败多胜少，损兵折将，长江中游重镇接连易手，战线被迅速推至芜湖、姑孰一带，建康门户已然洞开。
而在前线将士浴血拼杀、节节败退之际，建康城内，另一场更龌龊的争斗却在白热化。
徐徽，这位凭借“祭天之变”的果断执行而一跃成为皇帝最倚重武将的寒门代表，自恃有拱卫、诛逆之大功，骄横日甚。他看不惯皇帝身边新得宠的、那些擅长谄媚逢迎、出身同样卑微的近臣，觉得他们都是宦官、弄臣、方士之流，认为他们是蒙蔽圣听的“小人”；更无法忍受皇帝在军国大事上，有时会采纳这些“小人”的荒谬意见，或绕过他直接指挥部分军队。
而皇帝，在经历了世家集体背叛的惊惧后，对任何可能坐大的力量都充满了警惕，包括徐徽，他既需要徐徽的刀来抵御外敌，又害怕这把刀反过来伤了自己，于是他有意扶持其他寒门将领、近侍来分徐徽的权，玩起了危险的制衡把戏。
猜忌的种子一旦种下，便迅速生根发芽。
徐徽觉得皇帝“鸟尽弓藏”，听信谗言，辜负自己的忠心与功劳；皇帝则觉得徐徽“恃功而骄”，渐有不臣之心。双方在兵力调配、粮草分配、人事任免上摩擦不断，甚至发展到在朝堂上公开争吵，徐徽有时握拳瞋目，皇帝则拂袖而去。
内斗严重分散了本已捉襟见肘的精力，更导致政令、军令时常矛盾，前线的败仗，有多少是源于后方的不和，已难以厘清。
就在这内外交困、江河日下之际，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却依然保持着一种可笑的、穷奢极欲的虚荣，尽管实际控制范围已被压缩到建康城及周边几个濒临失守的县邑，但他封赏的“百官”一个不少，三公九卿、各种名号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官爵如同雪花般滥发，只为笼络人心，哪怕受封者可能明天就投降崔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