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7章 【混沌棋局】（第2/3页）

为了表示对郭女英等人的崇敬与支持，在第一次会审后的第二天，便有两家本地织坊的织工们组织了罢工游行，之后又有几家的织坊工人加入了罢工进行示威支持，之后便是面粉厂、纱厂等新兴工厂的工人们陆续加入。

应天作为南直隶的中心，全国第二大的政治中心，大越的经济教育重地，本地的工人待遇倒没有苏州等地那么差，应天是最早出现民间工会组织的地方，权益抗争的历史比苏州等地要长。

因为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应天的雇工困境没有那么严峻，自然也没有爆发过特别激烈的冲突。

虽然此地的雇工与雇主之间在种种限制下难得保持着平稳的合作，但不代表本地毫无剥削之事。

应天工人组织罢工游行一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争取合理的劳工待遇与制度，二则是为了体现对郭女英等人的支持态度。

应天本地工人们敏锐地察觉到了他们与郭女英是一样处境的人，更有唇亡齿寒的危机意识。

倘若江南罢工案最后工人们在法律、道德以及舆论几个维度统统失败，那么便表示此次江南罢工的浪潮是彻底失败的。

工人群体们又一次争取利益的失败结果将预示着大户们的剥削将更一步合理化，应天的雇工群体也迟早会因为罢工浪潮的失败而导致待遇步步倒退。

到那时候，被劳动榨干到麻木的工人们什么时候还能等来下一次勇气的爆发？

郭女英等人的案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本来郭女英们都是在阎王册上等死的人了，结果却被京师硬生生地给按下了一审结果，重新推进了三司会审。

这让本地劳动者们看到了曙光，虽然生态依旧是大鱼吃小鱼、小鱼是虾米的，但更上面的京师却露出了几丝在乎“虾米”死活的态度。

这是利好雇工群体的曙光，上面也有意整顿江南的雇工市场，那他们就更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这是顺应“上意”的事情，还没有那么黑暗，他们凭什么不敢加入斗争呢？

郭女英等人的案子在这个时候也已经脱离了人命官司案的范畴，它不再是一起法律层面的人命争议案，它已经变成了一起政治案件，它成了新改革派与利益保守派之间必争的一把旗帜。

弘徽帝以及她的私人们想顺应江南的罢工浪潮，从而正式在南直隶试点劳动权益保护与雇工市场整顿，从而振兴新工商业的发展，避免新资产工商大户们与旧资产地主大户以及本土保守派官僚们的利益抱团。

一旦新旧几派正式利益团结成一党，那新兴产业的革新果实与甜头就会被这些利益集团彻底窃取，到那时，本该享受时代技术革新红利的百姓们反而会比旧时代时更苦十倍，这是弘徽帝的经验和预见。

所以在弘徽帝看到那封血书的时候，弘徽帝就知道她必须出手了，既然民间的雇工们已经有了抗争意识，那么她就有必要去回应，一旦叫民心失望，那她这个皇帝也不过是代表那些利益集团的皇帝。

到了政治这个层面，对于弘徽帝等有心改革的新派而言，不管郭女英等人在微观意识上是否触犯了法律、是否真正无辜，在宏观层面上，她们也必须得无辜了。

在法律层面上，郭女英等人的确侵犯了他人的财产利益、也伤害了人命，是“暴民”，也是“犯法者”。

但在整个罢工浪潮与改革节点上，郭女英等人便是“抗争英雌”与“劳工先锋”，是了不起的敢于对抗压迫的革命者们，与促进民众觉醒的先驱，寻常皇帝看不见这一层，但弘徽帝看得清这一层。

再去和旧官僚们撕扯法律责任与财产权益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这早不是法律层面的事情了，任何法律都是关乎政治本身的。

辩法辩到最后，还是在辩改革与政治。

在宏观意义上，郭女英等人不能死，假若她们被这样处死，那么一次改革的火苗就这样被彻底掐灭了，弘徽帝是决心用这次案件扩大政治影响的。

所以她派了祝翾去江南，祝翾作为一个敢于行非常事的新臣，她在江南随便做点什么就能干预事件发展，也能够起到瓦解江南的官僚同大户的利益结合的作用。

被弘徽帝选为“鲶鱼”成为局内人的祝翾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作用，也看不清自己下一步真正该做什么。

这段时间，祝翾压力一直不小，为了抢夺事件的控制权，她不得已搬出了弘徽帝的宝剑，将第五韶推了上去，把曾经教授过自己学问的纪清给逐出了棋盘，这一举动几乎叫她在江南官僚圈里被彻底孤立。

在这个尊师重道的时代，祝翾的行为是认为离经叛道的，甚至算忘恩负义的，虽然她有钦差的身份与皇帝的借权，没有人敢当着她的面说什么，但祝翾知道弹劾自己的折子从此只会多不会少。

祝翾从小就相信公平与公正，她做官也是为了“损有余而奉不足”地去维护公平和正义。

但她最近才发现，公平与正义并不是一个确切而分明的概念，它也可以是混沌复杂的。

纪清说，如果只按罪论，那么郭女英们就是该死的，可是她们真的该死吗？

假使法律本身都不能作为此事的锚点与准绳，那么她又该以什么为依据去判断自己行事的根基与对错呢。

祝翾浸入官场许久，也渐渐看明白了官场上的一条潜规则，小案子讲人情，中案子讲法律，大案子便讲政治了。

自从罢工暴力案出现，苏州本地官府本该以政治影响将此案归为“民乱”，但现今的苏州知府宋良儒虽然是旧士大夫风格的官员，但他因为不想深涉政治漩涡中心，趋利避害加上天生警觉，便很聪慧地将此案按在法律层面之上，从而剥离了自己的更大的政治责任，还顺便将烫手山芋往上一级推了过去。

当祝翾因为弘徽帝的授意来到江南之后，当祝翾将这一案移到了应天进行三司公开会审之后，这个案子又从法律层面回归到了弘徽帝想要的那一层政治层面。

脱离律法的判断，祝翾发现她排斥纪清的那些说法也可以拿来说自己，她所信奉的公平与正义也渐渐变得具体而落地，原来并没有明确的对错之分，也没有真正的非黑即白。

可再混沌的事情也有它的本相，事情的本相又是什么？

事情的本相也许就在郭女英的那番话里——官员是人，大户是人，雇工们也是人。

既然都是人，凭什么有人就该做牛做马，被人奴役驱使，连愤怒也不行呢？

既然官府在律法上一直偏袒大户，那么女工们也只能以更极端的方式去追求公平了，这个时候再拿律法本身去处置她们反而不公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