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十二月末, 柏林的冬天冷得刺骨,风刮过来让骨头生疼。
许灼华裹着厚厚的羊绒大衣,站在电影节组委会大楼门口,深吸一口气, 冷空气灌进肺里冻得生疼。
她手里拎着一个皮箱, 箱子里装着《北平廿四戏子》的拷贝和相关资料, 这是她第三次来这栋楼了。
前两次都被挡在门外,第一次说要找的人不在,第二次说选片工作已经结束了。
但许灼华知道还有两个多月才到柏林电影节, 哪有那么快选片结束,这不过是他们的托词而已。
今天她特意托了在柏林的老朋友帮忙,才拿到了一个非正式的会面机会。
接待室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 头发花白,正在翻看桌上的文件, 许灼华走了过去, 用德语打了个招呼:“施耐德先生,我是许灼华,港岛山海影话的。”
施耐德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把文件合上:“许女士,请坐。弗兰茨跟我提过你, 说你有部华语片想推荐?”
“是的, ”许灼华在他对面坐下,把皮箱放在脚边,“这部电影叫《北平廿四戏子》, 是内地一位年轻女导演的作品,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群女戏子的故事。”
“内地?”施耐德的眉毛挑了起来,“华国大陆的电影?”
“对。”许灼华点头。
施耐德靠回椅背,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许女士,我们今年的选片工作基本上已经要结束了,入围名单下个月末就要公布,现在再塞一部片子进去,恐怕不太合适。”
“我知道时间紧迫,”许灼华早就料到会是这个答复,“但这部电影真的值得一看,它的镜头语言和叙事手法在华语电影里都是顶尖的。”
施耐德笑了笑,客套地摊开双手:“许女士,你是亚洲选片顾问,你推荐的片子我们当然重视,但问题是,”他顿了顿,“华国内地电影,我们确实接触得不多,说实话,我们对那边的电影工业并不了解,观众也不熟悉。”
“不熟悉可以了解,”许灼华接道,“电影节存在的意义不就是让观众看到他们不熟悉的东西吗?”
施耐德沉默了一会儿:“许女士,我说句实话,你别介意,柏林电影节的定位,你应该很清楚,我们侧重的是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内地的片子,”他斟酌着措辞,“意识形态上的东西,我们的评委可能会有顾虑。”
许灼华心里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不是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了,西方人看东方,尤其是看内地,总带着有色眼镜,在他们眼里那个才改革开放没多久的内地能拍出什么好片子。
“施耐德先生,这部电影讲的是人性,是在战争年代里个体的挣扎和牺牲。”许灼华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和。
“我相信你说的,”施耐德站起身来,做出送客的姿态,“但我真的帮不了你,选片委员会的名单已经定了,我没有权力临时加人,如果你愿意可以明年再试试。”
许灼华只能无奈地站了起来,没有再说什么,她知道再多说也没用,这个人已经给这片子判了死刑,不是因为电影不好,而是因为电影来自华国内地,仅此而已。
走出大楼的时候,天空飘起了雪,细细密密的雪花落在许灼华的头发上、肩膀上,很快就化成了水渍,她站在台阶上,看着眼前灰蒙蒙的街道,深吸一口气,冷空气刮得嗓子疼。
她在柏林已经待了一周多了,见了不下八个人,几乎八个人都给了她差不多的答复,什么“时间来不及”、“名单已经定了”、“内地电影我们不太了解、明年再试试”,客气的会说得委婉些,不客气的会轻蔑地告诉她,华语电影在柏林没有市场,别浪费时间了。
有个年轻的德国评委甚至问她:“华国人也会拍电影吗?我以为你们只会拍功夫片。”
许灼华当时差点没忍住,想问他是不是也只以为德国人只会发动战争,但她还是忍住了,毕竟她是来求人的不是来吵架的。
她拎着皮箱走进街边的一家咖啡馆,找了个角落坐下,要了一杯热咖啡暖暖手,咖啡馆里人不多,暖气开得很足,窗户上蒙着一层水汽,外面的雪越下越大。
许灼华把咖啡杯捧在手里,盯着窗外发呆,她做这行二十多年了,什么样的碰壁没经历过?当年她推《剑气》去戛纳的时候,那个法国选片负责人连看都不看,说武侠片是垃圾,不值得他浪费时间。
她专程飞到巴黎,堵在那人家门口,硬是逼着他看了二十分钟,看完那二十分钟,那人的态度才松动了一点。
后来《剑气》拿了最高技术委员会大奖,那人还专门打电话来道贺,说是她的坚持让好作品被看到。
坚持,这两个字她说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
华语电影想走出去,靠的不是运气,是有人一次一次地撞墙,撞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人名以及他们的联系方式,这些都是她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人脉,她用笔划掉了今天见的施耐德,往下看,还只有三个人没见。
其他一个是曾经公开声明鄙夷华国人的,找他完全没戏,另一个不住在柏林。
许灼华目光落到第三个名字上,艾尔莎·韦伯,一个德国女导演,曾在七十年代拍过一部关于战后德国女性的电影,那年拿了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金熊奖,今年正好是柏林电影节的评审团成员之一。
许灼华想起自己曾经在一个电影论坛上和艾尔莎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两人聊了几句,艾尔莎对东方电影表达过兴趣,说她很想看看东方女性在银幕上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试试,许灼华喝完最后一口咖啡,起身结账离开。
*
柏林电影学院坐落在城西,许灼华坐了四十分钟的公交车才到,她在学院门口登记了访客信息,被告知艾尔莎·韦伯教授今天有课,要到下午四点才能见人。
许灼华看了看表,现在才一点半,她决定在学院里等。
学院的走廊里挂满了各种电影海报,有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没有一张是华国的。
她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坐下,把皮箱放在脚边,闭上眼睛养神,两个半小时的等待并不算什么,她等过更久的,当年为了见戛纳的一个评委,她在人家酒店大堂整整等了八个小时。
四点一刻,艾尔莎·韦伯的课结束了,学生们陆续从教室里出来,许灼华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朝教室走去。
艾尔莎正在讲台上收拾东西,她今年六十出头,头发花白,精神头却很足,许灼华敲了敲门:“韦伯教授,打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