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第13/33页）

直到很久之后，不少人和恭亲王持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打慈禧入宫时起”，这个帝国的“祸害就开始了”，并且把那个历史瞬间不假思索地归结于咸丰皇帝的好色。

应该说，咸丰皇帝即位的头两年还是个勤奋的皇帝。但随着太平天国声势的日益扩大，帝国无能的文武大臣面对帝国分崩离析之象束手无策时，咸丰皇帝的压力越来越大了。这个年轻人仅仅咬牙坚持了两年精神便垮了——“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徐珂：《清稗类钞》。）皇帝享受醇酒美人天经地义，但居然到了“自戕”的地步，说明年轻的皇帝所选择的道路比逃避现实还要极端——“自戕”等于自杀。

皇帝要用美酒美人自杀，这是天成全了兰儿，同时成全了帝国晚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史。本来咸丰不喜欢旗女而迷恋汉女，但美丽的兰儿擅长吴歌、喜穿汉家服饰，且说略带江南味道的纯净的汉话，这一切都深深地迷住了被严酷的政治局面吓坏了的年仅20岁的皇帝。兰儿对自己的美丽十分自信，深宫的寂寞很快就过去了，在圆明园的众多嫔妃中她很快得了咸丰皇帝的注意，并且幸福地被“临幸”了。对于一个普通的妃子来讲，被皇帝拥到怀里是一件能够决定命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些短暂的惊慌羞涩的时光即使在花甲之年仓皇逃亡的路上也依旧是禁不住反复回味的美妙时刻。后人曾用科学发明的胶片再现当年兰儿倚栏小唱“勾引”皇帝的情形：身影一隐一现，媚眼一颦一笑，如同世间所有风尘女子在街头招客一般。无论史学家怎样抨击这个情形是如何的“不可能”，但有《清代外史》所记说明“可能”之一斑：

是时英法同盟军未至，园尚全盛，各处皆以宫女内监司之。那拉氏乃编入桐阴深处。已而洪杨之势日炽，兵革遍天下，清兵屡战北，警报日有所闻，奕詝置不顾。方寄情声色以自娱，暇辄携妃游行园中，闻有歌南调者，心异之。越日复往，近桐阴深处，歌声又作。因问随行内监以歌者何人，内监以兰儿对。兰儿者，那拉氏之小字也。宫中尝以次名呼之。奕詝乃步入桐阴深处，盘坐炕上曰：“召那拉氏入。”略诘数语，即命就廊栏坐，令仍奏前歌。良久，奕詝唤茶。时侍从均散避他舍，那拉氏乃以茶进，此即得幸之始也。（天嘏：《清代外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97～98页。）

那拉氏，兰儿的名字，满族女人没有正式的名字，皆为某某氏。

兰儿的“奋斗”史和“发迹”史无疑始于圆明园。当时的咸丰皇帝不仅仅喜欢她一个，仅圆明园内就有颇负盛名的“四春”，即分别被称为“杏花春”、“海棠春”、“牡丹春”和“武陵春”的四个姑娘。当时管理圆明园的“管园大臣”文丰因为咸丰“采办”民女而得宠，但是他给皇帝弄来的姑娘似乎都是妓女。其中四春中的一“春”，好像也是个妓女，居然竟是兰儿弄来的，此举属于她后来在波澜起伏的人生中使出的无数个谋略中的一个：

文宗（咸丰）因东南太平军起，心中忧焦，颇怀信陵君醇酒美人意，常居园内，命宫监四出觅汉女，充下陈。文丰有心腹奴二，皆汉人也。一走维扬，一去金阊，购得民女四人，皆绝艳，或云取自妓家。文宗为特设四院以处之。亭馆崇宏，隔垣相望，复道属焉，即世所传杏花春、武林（陵）春、牡丹春、海棠春是也。杏花春尤妖冶，系广陵方氏女，幼曾鬻于娼家，心腹奴物色得之，以二千金脱其籍。时海棠春亦新自金阊来，文宗益乐甚，为诗以赏文丰之能，赐贲重叠。未几，心腹奴又献牡丹春。女亦苏人，善媚工歌舞。文宗尝携那拉妃听歌，妃颇赏之。其后宠眷愈隆，妃遂嫉忌，别遣心腹至粤江选花，得珠儿之丽者，以间牡丹之宠，即武陵春是也。四春争妍斗媚，由文丰进者实居其三。（《满清野史三编》之《圆明园总管世家》。）

决定兰儿最终胜利的标志是：她不但怀孕了，而且生下个男孩儿。时年为咸丰六年。兰儿22岁。

慈禧所生的男孩儿是咸丰皇帝留下的惟一一个皇子，咸丰皇帝甚是喜欢，竟有“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万斯人”之咏。兰儿的地位因此陡然抬升，从懿贵人晋封为懿妃，再封懿贵妃。但是，她没想到的是，她失宠的速度和她抬升的速度一样快。咸丰皇帝和社会上的放荡大爷一样染上了一个癖好：迷恋汉家姑娘的小脚。兰儿是满族姑娘，不裹脚。因此，圆明园里的“四春”在兰儿的眼里不但是情爱上同时也成了政治上的死敌。懿贵妃使用了一些手段，包括刻苦练习书画和做文章，甚至用代替咸丰批阅奏折以吸引皇帝的注意，但都没有用。从那时候起，这个美丽的女子开始显露出她惊人的毒辣褊狭，她的肆意报复且毫不手软的性格自此贯穿了她的大半生。因为她居然仗着自己生了个皇子，敢于顶撞皇帝和“借事弄权”，令大臣们对她产生了极大的政治警惕。为此咸丰的心腹大臣肃顺曾经严肃地向皇帝建议，让皇帝按照汉武帝处置“专恣淫乱”的钩弋妇人的先例-“杀母而留其子”。热爱美酒与女人的咸丰处理国事家事一样的优柔寡断，等他终于认识到肃顺的建议应该采纳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位仅仅11年的咸丰皇帝奕詝当年被道光皇帝选中接替皇位其实也是历史的一个偶然。在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中，最有希望接替王位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异母弟弟奕訢，因为无论朝野还是道光皇帝本人，都对奕訢的聪慧精明赞赏不已，奕訢接替皇位几乎就要成为简单的事实。奕訢就是后来的恭亲王。这是在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受到广泛赞誉的亲王，他“思想敏捷，才具开阔，勤于国事”，素有“贤王”之称。但是，道光皇帝最终选择的不是“贤王”却是四子奕詝——一个无论在健康、意志、学问上都十分平庸的年轻人。后人究其原因说法颇多，但影响道光皇帝最后选择的事件好像仅仅是两件小事：其一是皇室在南苑打猎时，奕訢“收获甚丰”，而箭法不好的奕詝什么也没打着。在道光的质问下，奕詝搪塞地回答：“正是春天，鸟兽繁育，颇不忍心。”不料这个说辞竟使道光皇帝“大为感动”；其二是当道光皇帝密写遗嘱的时候，一个太监偷看，发现“末笔甚长，疑所书者为‘訢’字”，并且把这个消息透露了出去，道光“知而恶之，乃更立文宗”。不管原因是什么，后来的历史很快就证明了道光皇帝犯下了一个遗患无穷的错误：奕詝做了皇帝不久，就在内忧外患的煎迫下“自戕”于己，淫乱无度的日子要了他年仅31岁的生命，只好把一个巨大帝国的统治权交给了年仅六岁的惟一的儿子载淳。历史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载淳的母亲恰恰是一位具有政治抱负的女子，而且她为了获得皇帝的欢欣“修炼”过她的政治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