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第17/33页）

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为慈禧准备了一切，金银器皿都是1775年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时使用过的，全部是宫廷珍品，一百多年了依旧光亮如新。慈禧说她在北京都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她舒服得不打算再走了。但没过多久，她便感到有点不对劲儿了：太原是杀洋人杀得最凶狠的地方之一，毓贤是洋人们点名要“惩办”的帝国官员。有消息传来：联军要找毓贤算账，准备对山西大举进攻——“踏平山西”。慈禧召见毓贤，她让毓贤“近前”，然后说：“去岁汝请训时，力言义和团之可靠，可惜你错了，今北京城破矣。但汝奉旨甚力，今山西境内，已无洋人，人皆称汝之能，余亦知之。现洋人报仇，索汝其亟，余或将革汝之职……但汝不必因此伤感，此举不过遮外人之目而已。为国家计，不得不出于此。”毓贤丝毫没有含糊，叩首答曰：“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臣已预备革职受罪。”这时，屋外传来怪异的动静，一看，皇储大阿哥正拿着把大刀乱耍，大刀是当初毓贤为义和团们杀洋人专门打造的，上面刻有“毓”字，是刚才毓贤送给皇储玩的。慈禧看见这个情景，心情更加复杂，遂问毓贤：“听说山西的棺材价贵了？”毓贤一时没弄明白太后的意思，后来经人指点他才明白，于是吓了一大跳：慈禧是在暗示毓贤最好自己自杀，“以免后祸”。（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77～178页。）

外面又闹起来了，这回是逃亡的八旗兵在闹军饷。然后就是不断有跟随皇上和太后逃亡的官员前来请求赏赐，原因是不少官员，比如荣禄等人，没有跟随逃亡而现在都跑到太原来了，他们没有一路护驾，不能让他们夺了这份功劳。接着，南方大员张之洞来了奏折，请求朝廷“迁都”。张之洞建议把帝国的都城迁到湖北当阳去。当阳是什么地方？是湖北西部的一个小县城。张之洞说这个地名吉利：太阳当空照，为帝国“重兴之兆”。荣禄立即把张之洞的把戏戳穿了：那个老家伙是想把朝廷放到他的地盘上去，那样一来他等于是当上直隶总督了。

更严重的消息是：联军已经派出了一支部队往山西开来了。

慈禧下旨：去西安！她特别指出：皇帝必须一起走！

光绪又哭了。他重新陷入了一种绝望。他知道他和他的帝国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900年9月30日，慈禧一行自太原出发，继续向西逃亡。

这时候，慈禧坐的轿子很宽敞，是毓贤专门为她准备的。光绪皇帝的轿子跟在她的身后，还是那顶破旧的轿子。临行时慈禧再次梳妆，起驾时全体肃立，王公皇室看着老太后容光焕发的那张脸，都为这个女人逼人的精气神感到惊讶不已。

不能埋怨帝国为何叫一个女人执掌了权力。帝国男人的衰败最典型地体现在帝国皇帝的生殖能力上：康熙帝皇后嫔妃共生有35个儿子，其中19个幼年夭折；乾隆得子17个，幼年夭折和未满30岁死亡者7个；嘉庆帝锐减到得子仅5，夭折1；道光略有起色，得子9，夭折2；到了以好色闻名的咸丰却仅得1子，即慈禧生育的同治皇帝；而从同治开始，大清的皇帝竟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

于是，拥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大清帝国在它最后四十多年的生命中，只有游魂般地摇荡在一位满洲秀女的河船中了。

4、上海道起舞与张之洞劝学

1900年中华帝国的大混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造反”都发源于南方，最近的一次便是发源于广西蔓延至长江下游广大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而1900年的农民“造反”却发源于帝国的北方，蔓延的走向也是一直向北。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的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当帝国政府要求南方各省加入“灭洋”行动的时候，帝国南方各省的封疆大臣联合做出一个决定：抗旨。

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的圣旨是错误的，并且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这是帝国历史上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这个意外至少可以说明：在洋人们以军舰大炮开路，同时裹挟着工业制品、科技成果、贸易观念以及社会文明等等附属物强行进入中华帝国的同时，也为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近代欧洲的政治风格。这种风格随着商品贸易和经济生活的日益活跃而悄悄地改变着帝国某些官员的思维方式，从而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无法逆转地影响了这个帝国的政治格局和统治模式。于是，在帝国北方农民们“造反”的同时，帝国南方的官员们也同时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造了反”。此时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南北的“造反”形势各具奇趣。

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产生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这是一个令自称有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人越来越感到尴尬、困惑和无奈的规律。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以“伦理道德”为“立国之本的国家。中国历代帝王所推崇的儒家学说的所有经典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商品交换、商品贸易和从事商品流通的人看做是威胁国家安危和道德安全的头号敌人，其主要原因是儒家学说从一开始就把“利”与“义”严重对立起来，使“无商不奸”的观念在中国百姓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于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奸”，从道德意义上讲，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不可靠。因为如果一旦“利”足够的大，“奸”商们就可能连国家都敢当做“商品”拿去交易。数千年来，这个东方帝国的国家政治一直建立在“君子取义，小人趋利”这种严谨而浪漫的道德说教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帝国的平民还是帝国的官员，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严密的政治统治中的一个道德符号，死去的圣人和活着的皇帝的界限模糊地合二为一，成为这个帝国最高道德标准的象征。但是，持有这种观念的民族终于在20世纪初遇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况：除了中国的古典哲学之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说，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美学无一不是从分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商品经济规模和贸易往来样式而发端的，离开了商品经济的一系列参数任何学说都无法科学地确立。因此，当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商品社会之后，外部势力不惜使用炮舰强迫封闭已久的中华帝国“做生意”，帝国的社会动荡由此开始前所未有地频繁了起来。中国人发现自己一直引以自豪的“稳固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时常显现出一种分崩离析的迹象，于是关于“道德危机”的呼吁始终贯穿在帝国晚期的历史中。帝国呼吁的核心是：外敌可御，国贼难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