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14/17页）

[27]《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1页。

[28]郑梦玉：《续修南海县志》，1872，卷26, 6下。《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3下。

[29] 《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页。在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中，观音帮助广东人打败了英国侵略者。见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

[30]《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5—36页。（此据《道光洋艘征抚记》原文——译者）

[31]这是英国人翻译的（今据英文回译——译者）。见FO17/32，快件37，附件2, 1839年8月。在这一告示发布之后不久，林则徐向地方官员发了一道命令。见《林文忠公全集》，卷6, 9上—9下。

[32]在英文方面对中国团练历史的更详尽的考察，见Philip Kuhn（孔飞力）杰出的专著《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63），我由此受益匪浅，十分感激。还有：铃木正：《明代家丁考》，载于《史观》，37: 23—40, 1952年。

[33]例如，在近代的第十九路军中，有4/5的人都来自广东。他们当中，10%来自北江地区，30%来自东江地区，60%来自这个省的西南角。见陈翰笙：《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上海，1936，第110页及附录，表31。

[34]即今中山县，位于珠江西岸的贫瘠的县，一直延伸到澳门。

[35]《广州府志》，卷81, 14上—14下。

[36]1809年，清政府曾禁鸦片输入广州。这一危机得到了解决，而且英国人后来还帮助镇压海盗，但大多数的方志中仍把海盗的兴起同外国危机联系起来。

[37]《广州府志》，卷81, 16下—17下。田明耀：《香山县志》，1879，卷14, 44上。陈伯陶：《东莞县志》，1919，卷38, 25上。

[38]保甲制度是十分古老的。它是一种精巧、严密的制度，把所有的农户都编入其中。十户组成一牌，十牌组成一甲，十甲组成一保。选一户为保长，保长对知县负责。按照规定，保甲应保证社会秩序不受任何个人或农户的破坏。通过这样一种复杂的连结体，每一个家庭都应为周围其他家庭的行为作保。在18世纪，保甲法一般已不再流行，其制度也趋于崩溃。

[39]《香山县志》卷20, 5下。

[40]《续修南海县志》，卷15, 8上。

[41]《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0上。

[4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95页。张歆保：《林大臣与鸦片战争》，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4章。

[43]FO17/46，“义律—巴麦尊”，快件46。《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12页。

[44]Barbara E.Ward: 《香港一渔村》，见《东方研究杂志》，1: 195、214页，1954。Ed-ward H.Schafer: 《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1967，第11章。

[45]自然，林则徐知道，在鸦片贩子的船上帮役或卖食物给英国人的，正是这些“疍户”，这样做就是以盗缉盗。

[46]《林文忠公全集》，卷1, 3下。

[47]负责同西方作生意的商人团体。参见第四章。

[48] 《广州府志》，卷81, 34下。《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13—16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6上、6下。《林文忠公全集》，卷1, 3下。

[49]Charles Gutzlaff（郭士立）：《已故中国道光皇帝的生涯，北京宫廷回忆录》，伦敦，1852，第67页。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萧公权：《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西雅图，1960，第300页。Franz Michael：《太平叛乱时期中国的军事组织与力量构成》，见《太平洋历史评论》，18∶469—483页，1949年11月。

[50]《林文忠公全集》卷8, 1上、20下。Laai Vi-faai：《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50。《夷氛记闻》，卷3。

[51]《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51—52页。

[52]林则徐属于儒家今文学派。这一派接受《春秋》公羊传。

[53]宋龙渊：《道德经讲义》，台北影印本，无日期。

[54]关于这些计划的某些部分的详细论述，见《中国人看鸦片战争》，《林文忠公全集》，第1, 22下。

[55] 《夷氛记闻》，卷3。《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22—23页。

[56] 《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6.3∶181—183页。

[5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 14上。

[58]《中西纪事》，卷6, 5上—5下。

[59]《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页。

[6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0, 9上。

[61]《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62]此处“绅士”一词的用法是最广义的。虽然它常用来指有功名的人，但事实上，绅士是由那些当地可能有官职也可能没有官职的人组成的一个声望显赫的集团。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自己的地位——经济上收租、放债，政治上代表本地各界，发挥官僚阶层后备军的作用。见Maurice Freedman：《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伦敦，1958，第53页。

[63]《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瞿同祖：《清代中国地方政府》，马萨诸塞，剑桥，1962。Franz Michael为Stanley Spector《李鸿章与淮军：对十九世纪中国地方主义的一项研究》一书所写序言，西雅图，1964。张仲礼：《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绅士作用之研究》，西雅图，1955，表33。

[64]这样的绅士文化是秩序、安定的象征。1841年，为使那些逃离广州的人们相信秩序已恢复正常所采了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为广东诸书院中就读生童举行特别考试。据说有一半的逃亡者返回。见《夷氛记闻》，卷3。

[65]关于这一问题的总论，见James T.K.Wu: 《太平叛乱对清代财政制度的影响》，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 265—275, 1950年。

[66]《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68页。

[67]David Edward Owen：《英国对中国及印度的鸦片政策》，纽黑文，1934，第53—61页。《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3章。徐颂周：《鸦片输入中国考》，见《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156—158页。H.H.Kane: 《美洲及中国的鸦片吸食问题：其普遍程度及对个人和民族的直接和长远影响之研究》，纽约，1882，第111—115页。

[68]蒋延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台北，1958，第1册，第24页。我的观点主要依据张歆保：《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4、5章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