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60/110页）

我跟费尔南多的关系持续了更长一段时间。他是个有家室的人，我从一开始就想到了，有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已经二十岁，他不打算跟妻子离婚（我也不想让他离）。我现在不时地跟他一起吃工作晚餐。他介绍我时总说我是他最多产的作者。我其实也尽量这样努力，有一段时间，一手是吉甘特超市，一手是杂志，我一个晚上差不多平均只睡三个小时。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的状态逐渐好起来，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方向，纵然我不想再在《塔马尔》上发表诗，其实我都接管艺术栏了，在发表哈辛托和没有机会发表作品的其他朋友们的诗歌。我学到不少东西。我在这儿学到的最大的技艺就是如何在墨西哥编辑一份杂志。我学会了安排版面，与广告商谈判，跟画家打交道，跟那些理论上重要的人交谈。当然了，没有人知道我在吉甘特上班。大家都以为我靠费尔南多给的工资生活，以为我是个大学生，而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甚至高中都没念完。这自有其迷人之处。这有点像生活在灰姑娘的故事中，甚至当我不得已回到吉甘特超市又变成一个售货女郎或者收银员时，我也毫不在乎，而且我发现自己有能力把两份工作都干得很漂亮，杂志的这份是因为我喜欢，我能学到很多，吉甘特这份是因为我必须照顾弗兰兹，我得给他买衣服、学校用品，得付我们在莫特斯大街上那幢房子的租金，因为我父亲，那个可怜的人，现在的日子难过起来了，无法再给我提供租金，而哈辛托连自己用的钱都不够。底线是，我必须工作而且完全由自己来抚养弗兰兹。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我不仅写作还在学习。

一天，费尔南多说他有事要跟我谈谈。我进去找他，他说希望我们能一起生活。我想他这是在开玩笑，因为他偶尔会有这样的兴致，想跟世界上每个人一起生活，我满以为也许是指晚上去某家旅馆做爱，帮我租间公寓之类的。可这次他却是当真的。当然，他并不想扔下妻子。至少不会突然离去，而是如他所说逐渐采取一系列行动，我们用了好几天时间探讨这种可能性。毋宁说是费尔南多跟我讲，摆出各种可能性，我听着，认真地思考着。我告诉他不想后，他似乎一下子垮了，好几天对我怒气冲冲。这时我开始给其他杂志投稿了。大多数遭拒，但还是有杂志要发。跟费尔南多的关系变得糟糕起来，我不敢说是为什么。他动辄挑剔、批评我的活儿，我们一起睡觉时甚至对我动粗。有时他又显得特温柔，给我送各种礼物，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怎么嚷嚷，最后分手的那天晚上，他喝得烂醉如泥。

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别的杂志上，我觉得这是件挺大的事儿。这让我有种安全感，我开始自动与费尔南多和《塔马尔》疏远了。刚开始还很不容易，但我已经习惯了世事的艰难，他们也不纠缠我。后来我在一家报社找到一份编辑的工作，辞了吉甘特超市的活儿。最后一天，我邀上哈辛托、玛丽亚、弗兰兹一起共进晚餐以示庆贺。那天晚上，席间，费尔南多过来看我，我没有让他进屋。他在街上叫骂了会儿后就走了。弗兰兹和哈辛托在窗口看着他大笑。他们俩是如此之相像。玛丽亚和我不想观望，我们假装（也许我们装得不那么深沉）气得歇斯底里。其实，我们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无言地诉说着想要表达的一切。

我记得我们熄了灯，费尔南多的叫骂声被屏蔽在外逐渐远去，那是绝望的叫喊，最后什么也听不到了，他走了，弗兰兹说，他们把他弄走了，这时玛丽亚和我凝望着对方，不再假装了，而是显得特别严肃，虽然已很疲惫，但还想继续这样凝视着，几秒钟后，我站起来把灯打开。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后来一个小伙子问我：塞萨雷亚的诗在哪儿？我从“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死亡的泥淖中或者从对他的记忆的滚开的热汤中回过神来，那是一锅不能吃的神秘的热汤，悬浮在我们的命运之上，我似乎觉得如此，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者龙舌兰的广告。我说：在最后一页，小伙子们。我望着他们新鲜、专注的脸，看着他们的手翻着陈旧的书页，然后又偷偷打量着他们的脸，他们也望着我，还说：我们没有浪费你的时间吧，阿马德奥？你感觉好吗，阿马德奥？要我们给你做点咖啡吗，阿马德奥？我想，噢，太可怕了，我一定是醉得比自己想像的要严重，我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到前屋的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庞。我还是我自己。但那个自我已经不是我习惯了的自我，无论是好是坏，但人还是我自己。我说，小伙子们，我需要的不是咖啡，而是来点龙舌兰，他们把我的杯子端过来，满上，我喝了，我还能把自己与镜子里那个倾靠过去、茫然失神、水银般不可捉摸的人物区分开来，或者我想说，我还能把自己的手从那面老镜子（同时，注意到我的指印像十张同时开口说话的小脸似的快速游移着，速度快得我都弄不清它们在说什么）上拿掉。我坐回自己的椅子后又问他们有什么想法，因为这时他们已经面对面地看到了真正的塞萨雷亚本人的诗，他们不提诗，也不说别的任何东西，只是那么瞧着我，然后把杂志放在他们之间，再次扎进1920年代的那片烂泥潭，那只充满了灰尘的紧闭的眼睛，他们说嗨，阿马德奥，你手上只有这一件她的东西吗？这是她惟一发表过的诗吗？我说，或者轻声嘟囔着：是啊，小伙子们，全都在这里了。我又补了一句，好像要掂量他们的真实想法：失望了吗？可我觉得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见我的话，他们把脑袋凑在一起盯着那首诗，其中一位，那个智利人，似乎若有所思，而他的朋友，那个墨西哥人，面上露出微笑。我想没有让两个小伙子的期望受挫，后来我就不再看他们，也不再说什么，我摊开身子，四肢发出咔嚓咔嚓的裂解声，其中一个抬眼听着这声音，望着我，似乎要确证我没有裂成碎片，然后目光又回到塞萨雷亚身上了，我打了个哈欠或者叹了口气，刹那间，那些遥远的影像浮现在我眼前，塞萨雷亚和她的朋友们走在墨西哥城北边的一条大街上，我看到自己也在她的朋友中间，真有意思，我又打个哈欠，这时其中一个小伙子打破沉默，用一种清晰又愉快的声音说，很有意思，另外那个立刻附合同意。不仅仅是有意思，他说，他小时候就看到过这东西。怎么可能呢？我说。在梦中，这个小伙子说，那时我可能还不满七岁，在发高烧。塞萨雷亚的诗？他七岁的时候就看到过？他看得懂吗？他明白什么意思吗？因为那总得有点意思吧？两个小伙子看着我说不，阿马德奥，一首诗不见得非要有意味，除非那是一首诗，不过这一首，塞萨雷亚的这一首，恐怕连诗都算不上。我说，我来看看，我像乞求什么似的伸出手，他们把在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那期《卡沃尔卡》递到我痉挛在一起的手指中间。我看着那首读过很多遍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