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70/110页）
我的情绪开始糟糕起来。我们全靠他的工作收入过活，因为我绝不许妈妈寄钱。我不想要那钱。我开始在巴塞罗那找工作，最后教起了私人希伯来语课。我的学生们都是些很奇怪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都在学卡巴拉或者律法，常常从中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简直能把我吓坏。他们一下课就在酒吧喝着咖啡或者在家里喝着茶，给我讲述那些结论。晚上我经常跟阿图罗聊我的学生。有一回，阿图罗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对耶稣的一则寓言有自己的见解，但要么他没有讲好，要么我忘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讲的时候我没有太留心。那时，我想阿图罗和乌里塞斯的关系可能完蛋了。我在墨西哥见过三次乌里塞斯，最后一次，我告诉他我要回巴塞罗那与阿图罗一起生活了，他说我不该去，如果我去了，他真的会想念我。起先，我没明白他想说什么，接着明白过来他爱上了我什么的，我当着他的面大笑起来。可阿图罗是你的朋友啊！我说，然后开始哭了，等抬起头看见乌里塞斯时，发现他也哭了。或许不是哭，我发觉他是努力想哭，强逼着自己流泪，而且一部分泪水已经涌上眼睛。一直这么孤独，我该怎么办啊？他说。当时那个场面显得有些假。我跟阿图罗讲起这事时，他笑了，说不相信，后来开始管自己的朋友叫婊子养的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到这件事，但第二次待在巴塞罗那的那段时间，我偶尔会想起乌里塞斯和他的眼泪，想到他说的自己在墨西哥会多么孤独。
一天晚上，我做了红辣酱炖鸡肉，我和阿图罗开着窗户吃饭，因为天太热了，大概是盛夏季节，外面忽然传来巨大的吵闹声，好像整座城市在一场游行中给掀翻了天，其实人们没有抗议什么，而是在庆贺一场足球赛的胜利。我收拾好桌子，辣酱弄得人非常不舒服，但外面的吵闹声大得我们都听不清自己的说话声，我们只好关了窗户。天很热，辣酱的味道又很辛辣。阿图罗汗水淋漓，我也汗水淋漓，忽然一切又崩溃了，我开始哭起来。奇怪的是阿图罗试图搂住我时我怒从心起，开始冲他尖叫。我真想揍他，可是，忽然，我却吃惊地发现我竟然捶打起自己来。我一个劲儿地说：我，我，我，用大拇指在胸膛上击打着自己，直到阿图罗抓住我的手。后来，他说他担心我会弄断指头或者伤着胸膛，或者二者兼有。我终于镇定下来了，我们又去外面散步。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可是，那天晚上街上足有几百万人。大街小巷人潮泛滥。我们看到有些角落扔着大批废弃的锡罐，挡在路上，有些角落里小孩们拼命地拍打着小车。我们看到了很多旗子。人们放声大笑，惊奇地看着我，因为我走路时满脸严肃的表情，推挤着从人群中穿过去，想找到点我渴望的新鲜空气，但空气早已消失，好像整个巴塞罗那变成一个巨大的篝火，一堆充满了影子、喊叫声和足球赞歌的黑色篝火。这时我听到了警报的呜呜声。喊叫声更大了。还有摔瓶子的声音。我们开始跑起来。我想就在这一刻我和阿图罗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晚上，我们常常写东西。他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写日记、诗歌和电影剧本。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喜欢面对面坐着，不断地喝茶。我们写作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我，或者只是想看看我们能走多远。不写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没完没了地谈论各自的生活，特别是我的生活，但有时阿图罗会给我讲些在拉美游击战争中死去的朋友的故事。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因为我跟托洛茨基分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踏上过墨西哥，但大部分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还继续做爱，但每天晚上我都要疏远一点，完全是出于无意识，没有刻意，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吗。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时或多或少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只不过现在情况更糟糕了，因为我一无所有。
一天晚上，我们做爱时我对他讲了。我说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这个病症已经伴随我很久了。我说了很长时间。他的反应让我吃惊（这是他最后一次让我吃惊）。他说如果我疯了，他也会疯的，他不在乎跟我一起疯掉。你想以身试法吗？我问。我没有以身试法，他说。我在黑暗中搜寻着他的眼睛，问他是不是当真。当然是当真的了，他说，他把身体压得离我更近些。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晨，我想我得离开他了，越快越好，中午时我在电话局给妈妈打了个电话。那时，阿图罗和他的朋友们打国际长途从不付钱。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我只知道他们的办法不止一种，他们已经骗了电话局数千万比塞塔了。他们找个电话，接上几条线就可以了，他们有连接器。那些阿根廷人最精通这个了，把窍门传了下来，其次是智利人。我还没碰到过一个墨西哥人知道如何骗打电话，也许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现代世界，也许因为那时生活在巴塞罗那的墨西哥人不多而且都有钱，所以没必要违法。那些骗打的电话很容易通过附近拉的线识破，尤其是夜间。最好和最坏的拉美人都挤在那些线上，包括年长的革命者和强奸犯，前政治犯和叫卖廉价珠宝的小贩。我看完电影在回来的路上看到这些电线时，比如，在拉马尔莱拉斯广场的电话亭附近，我会不寒而栗，开始颤抖，一种金属的冰冷感像警棍般从我的脖颈后面窜到脚踝。那些半熟少年、带着还在哺乳的孩子的少妇、老人和女人们：午夜或者凌晨一点，等着某个陌生人结束通话，虽然听不见但却能猜到别人在说什么，因为打电话的那个人要么指手画脚，要么哭泣，要么站在那里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或者摇头，这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那些排队的人在等什么呢？他们只希望快点轮到自己吗，希望警察别出现吗？就想这些吗？无论如何，我自己可不想干这种事。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向她要了些钱。
一天下午，我告诉阿图罗，我准备走了，我们不要在一起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实在无法忍受。我对你怎么了？他问。没什么，我这人经常对自己干些可怕的事儿，我说。我需要一个人待着。最后我们互相冲对方大声吵起来。我搬到丹尼尔那里。有时阿图罗会过来看看，我们聊一聊，可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痛苦。妈妈把钱寄到后我就永远离开那里飞往罗马了。现在我也许应该说说我的小猫。我们住在一起之前，阿图罗的一个朋友或者前情人出乎意料地被迫搬走了，她给阿图罗留下六只小猫，是老猫刚生下来的。她带走了老猫，把小猫留给阿图罗。阿图罗养了一阵子，那时它们还很幼小。后来，他发觉朋友或前情人再也不回来了后，开始给这些小猫找主人。大多数猫都被朋友带走了，剩下一只小灰猫谁也不愿意要，我就要了，亚伯拉罕对这点特别烦，因为他怕猫会抓搔画布。我管小猫叫齐亚，是为了纪念一天下午我在罗马看到的另外一只小猫。我离开那里去墨西哥时，齐亚也跟我一起回国。我再次回到巴塞罗那阿图罗的公寓时，齐亚也跟着我。我觉得她很喜欢坐飞机。我跟丹尼尔·格罗斯曼一起住的时候，当然也带着齐亚。我搭飞机去罗马时，把猫搁在草编袋里放在我的膝盖上。小猫终于就要见到罗马了，她就是从这个城市来的，至少从名字上看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