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00/110页）

我觉得这是一个寓意吉祥的梦，所以还记得。在这个梦里阿图罗变成一个阿拉伯男孩，跟他的小弟弟手拉手去印度尼西亚的边村埋设越洋通讯电缆。两个印尼士兵在焦急地等待他。阿图罗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梦里的他可能只有十二岁，弟弟大约有六七岁的样子。妈妈远远地看着他们，但后来她就慢慢消失了。只剩下阿图罗和弟弟在那里，不过两个人的皮带上都插着那种宽宽的、短短的弯刀。他们一起拖着电缆，看着像是手工艺品或者自制品。他们还扛着一桶稠密的绿褐色的液体，那是要付给印尼士兵的钱。他们等待的时候，阿图罗的弟弟问他电缆有多少尺长。不论尺，阿图罗说，好几里呢！士兵的小房子是用木头盖的，就在海边。他们等待的时候，另一个阿拉伯人，那个年长些的家伙拦住他们的去路，阿图罗的第一反应是想羞辱他或者至少骂他太粗鲁，先检查了下那把弯刀还在不在原位，那个年长些的阿拉伯人开始对印尼士兵以及其他所有想听的人讲一个故事时，阿图罗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个故事讲的是在西西里的一场聚会。阿图罗告诉我，他和弟弟听了后很高兴，也觉得很可怕，好像另外那个人在背诵一首诗。西西里有一座沙子冰山。一群乌合之众在一个安全距离外看着它，有两个人是例外，第一个人爬上一个山顶，这块冰山就是靠这个小山来平衡的，另一个人站在山脚下等着。后来山顶上的那个人开始在地上走动或舞蹈或踩踏起来，这时冰山的表层开始松软，巨大的沙块滑落下来，朝底下的那人落去。他动都没有动一下。眼看快要葬身沙土的刹那间，在最后紧要关头，他朝旁边一跳，人得救了。这就是那个梦的内容。印尼的天空几乎是绿色的，西西里的天空几乎是白色的。阿图罗已经很久没有讲过这样吉祥的梦了。也许他梦到的印尼和西西里在另一个星球上。我说，照我看，那个梦预示着你的运气要发生变化了。从现在开始，你会事事称心如意。你知道梦里的那个小弟弟是谁吗？让我猜猜，他说。那是你儿子！我说出来时阿图罗笑了。可是，几天后，他又扯出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了。我感觉又不好了，我说滚你的去。现在想来真不应该，即便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我跟他聊了人生的责任，为了生存下去我相信和坚持的东西。我也许表面上对他挺恼火的，其实并没有。他也没有冲我发火。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里来睡。我记得这事儿，因为那天晚上胡安马·帕切科第一次来看我。他每隔十五天就休息一回，他来马尔格兰特想好好地利用一下假期。我们走进我的房间试图做爱。可我做不了。我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也许是因为胡安马的肌肉的缘故，他离开健身中心这么长时间，肌肉已经松软。无论是什么原因，恐怕主要还是我的毛病。我频频起来去厨房喝水。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走进阿图罗的房间。桌上放着他的打字机和一堆纸。我飞快地翻看那叠稿纸时想起了《闪灵》，这让我一激灵。阿图罗没有疯狂，我知道。后来我又在房间转悠起来，打开窗户，在床上坐下，听着过道里的脚步声。胡安马·帕切科的脸出现在门口。他问我怎么了。没什么，挺好，我说，我在想心事，后来我看见了那几只打包好的箱子，我知道他就要走了。

他给了我四本书，我至今还没有读过。一星期后我们就告别了，我送他去了车站。

25

雅各布·乌伦达，切尔克－米迪街，巴黎，1996年6月。

这是一个说来挺沉重的故事。它貌似轻松，可是稍微深入点表皮，你就会觉得这个故事绝不轻松。所有关于那个地方的故事都很沉重。我每年至少去三次非洲，通常都去那种炎热的地方，每当我回到巴黎，好像还沉睡在梦中，我都醒不过来了，尽管你也许觉得恐惧对拉美人的影响，相对其他任何地方的人而言要小很多，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我就是在那里碰到阿图罗·贝拉诺的，在罗安达的邮局，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时我没什么好干的，除了花巨资往巴黎打电话。他在发传真的窗口，他跟那个派头像经理的家伙讨价还价，后者想多收他钱，我向他伸出了援手。纯属巧合，后来发现我们都是南美人，他是智利人，我是阿根廷人，我们决定一起度过剩余的时光。也许是我提议的，我从来都是那种喜欢交际的人，喜欢聊天，想了解别人，我还算是个称职的倾听者，不过，有时我貌似在听其实却在想着自己的事儿。

我们很快就发现两人之间有着比想像中还要多的共同点。至少我意识到了这点，我猜阿图罗也意识到了吧，我们没有就此交换过意见，或者拍拍对方的肩膀。我们的出生时间差不多，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别离了自己可敬的国家，我们都喜欢科塔萨尔，我们都喜欢博尔赫斯，我们都没有多少钱，我们都会讲很烂的葡萄牙语。基本上，我们都是那种正处于深渊或者崩溃边缘的状态，你愿意怎么描述它都可以，而且在某个非洲国家待得很自在的四十出头的拉美人。惟一的不同是我完成任务（我是供职于拉鲁纳公司的摄影师）后就返回巴黎，而可怜的贝拉诺完成工作后还想在这里继续逗留。

为什么要留下来呢，伙计？那天晚上我找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回欧洲呢？我都打算借钱给他买机票了，如果他没钱的话，当然这种话也就是喝得烂醉时才会说，那里的夜晚不仅有异国他乡的味道而且还很辉煌，非常辉煌，辉煌得稍不留心它会把你吞没，吞没你以及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但那种感觉你们不会明白的，你们这些从来没有去过非洲的人是不会明白的。我太明白了。贝拉诺也很明白。我们两个都是自由职业者。我在拉鲁纳工作，我说过了，贝拉诺是马德里一家报纸的特约记者，他们给他的稿酬低得近乎没有。尽管当时他没有对我说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我们还是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最后被夜晚或者被困乏（这么说，是因为真正的罗安达的困乏能让你跌到帆布床下）带到那个叫霍奥·阿尔维斯、足有两百五十磅重的非洲人开的私人俱乐部里去。在那里我们碰到了几个熟人，有记者、摄影师、警察和皮条客，我们一个劲儿地说着话。也许并没有说。也许我们在那里就分开了，也许我在烟雾中看不见他了，就像为了工作要出来见那么多人，跟那么多人交谈，然后大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就不同了。人们逐渐散去，越来越少，你完全有时间互相道个别，哪怕你不想道别。在非洲就不是这样了。这里人们一个劲儿地说话，向你倾诉他们的麻烦，完了就消失在烟雾中，就像那天晚上贝拉诺的消失，一点预兆都没有。你甚至永远不会考虑在机场再次碰到X或者Y。这种可能是有的，我不是说它不存在，但你别指望。就这样，那天晚上，贝拉诺消失后，我就不再想他了，不再想借钱给他，我继续喝酒、跳舞，后来就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我惊醒时（主要是害怕而非余醉未醒的难受，因为我担心会被抢，而不是不习惯待在类似霍奥·阿尔维斯的这种地方）已经是清晨了，我走出去活动腿脚时发现他也在院子里，吸着烟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