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36/110页）

可是在接到伊斯梅尔的电话和我去拜访之间那短短的三天里，我无意中获悉了选集计划要收录的诗人数目，无论怎么来看，这个数目都是相当庞大的，倒是很民主，但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有着令人瞩目的实验性，但又像诗歌大杂烩般平庸。这个魔鬼诱惑了我，在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打来电话和我们见面的这几天里，它把各种想法塞进我的头脑，等待过程（那是什么样的等待啊，我的天？）简直就是一场惩罚，我的拜访就像一个人睁开眼睛时刹那间看到了救星那样。那三天我备受各种怀疑的折磨。或者是疑惑。然而，这点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场既带来满足又带来痛苦和怀疑（或者疑惑）的折磨，好像那一道道激情的火焰是痛苦与欢乐的共同源泉。

我的想法，或者我的诱惑是：建议萨尔科把卢西欧斯·思肯也纳入这本选集。我只支持这个数量，但其他一切都予以抵触。这个计划显得如此鲁莽，我承认，乍一看简直是疯了。我这完全是吓唬自己。后来又变得十足可怜了。后来，当我最终保持一段小小的距离，更冷静地审视（当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时，这个计划既让人觉得崇高又令人伤心，我非常担心自己精神上的安宁。至少，我耍了个手腕或者技巧，没有对主要的利益相关人，换言之就是卢西欧斯·思肯，透露我的计划，我一个月要见他三次或者两次，有时只见一次或者一次也不见，因为他总是长时间不露面，而且露面也是不期而至。从我们在埃米里奥托·拉古纳画室第二次模糊的会面开始，双方关系的发展进程就很不规则，偶尔呈上升态势（特别是据我所知），偶尔又杳无影迹。

我们经常在那不勒斯区我家一间空房里会面，但我们会面的方式要复杂得多。卢西欧斯·思肯会把电话打到父母家里找我，我几乎从不在家，他就留言给我，自称埃斯特法尼奥。我发誓这个名字不是我建议用的。据他说，这是向斯特凡·马拉美致敬，他只听说过（顺便说一下，他几乎对一切都这样）这个作家，但就认为是我的守护神之一，通过他来了解我与之有着什么样的奇怪的精神联系。其实，留言时用的这个名字有点像他想像中我非常珍视的礼物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个假名掩藏起对我或者我的吸引力、欲望、真正需要（我不敢说它是爱），经过几个月的见证以及无穷无尽的沉思，我满怀喜悦地领悟到了这一点。

他留过言后我们就在起义者街一家有机食品商店的入口处见面。随后我们便在这个城市消失，淹没在北边拉维拉附近的咖啡店、酒吧里，那儿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卢西欧斯·思肯也不用惶恐不安地把我介绍给他的男女朋友们，他们往往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他们的表情传达出来的更多像是一个正受到感化教养般的墨西哥而非其他，尽管，正如我试图向他解释的那样，这个其他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卢西欧斯·思肯说，比如圣灵，那个高贵的野蛮人。）夜晚来临时，我们就像两个朝圣者在廉价或者最便宜的旅馆找个隐蔽之所，虽然这些居所也散发出某种华丽（冒着虚假的浪漫主义的危险，我甚至想说散发出某种希望），它们往往在波多耶托或者塔里斯曼的边缘。我们的关系神出鬼没。我不想谈论爱什么的，我也不太愿意谈论欲望什么的。我们只有不多的一些共同之处，如几部电影、若干民间雕塑，他所喜欢的讲述绝望故事的方式，以及我喜欢听这些故事的方式。

有时，他难免会给我一册本能现实主义者出版的杂志。我从未看到上面有他发表的诗。其实，我忽然想到跟萨尔科谈他的诗时，我只有两首卢西欧斯·思肯写的诗，都没有发表过。其中一首是对金斯堡一首拙劣的诗的拙劣模仿。另一首是多里都不会欣赏的散文诗，这是一首奇怪的诗，他隐隐约约谈到旅馆、吵架。我觉得那灵感是从我这儿来的。

去见萨尔科的前一天晚上我几乎失眠了。我就像墨西哥的朱丽叶，陷入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家族之间肮脏的争斗中。我跟卢西欧斯·思肯之间的关系还处于秘密状态，至少在我认为情况还处于可控范围这个意义上。我不是说朋友圈中没人知道我的同性恋倾向，对此我保持沉默而不是藏着掖着。他们只是不知道我跟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纠缠在一起（虽然卢西欧斯·思肯不是别人所认为的那种典型的本能现实主义者）。阿尔韦托·莫尔是怎么得知我在推荐思肯上这本选集的呢？佩平·莫拉多会怎么说？阿多尔费托·奥尔莫会不会认为我疯了呢？如此冷静，如此尖酸，如此洞察一切的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本人，他看不出我的建议泄露了什么吗？

所以，当我去找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把两首我像珍稀宝贝般藏着的诗交给他过目时，我心里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各种诘难。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萨尔科不是傻瓜，他立刻意识到我推荐的人来自他们所谓的错误阵营。所幸（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不是傻瓜，但也不是上帝），他没有把思肯与本能现实主义者联系起来。

我为思肯的散文诗苦苦争取机会。我提出，从收入的已发表作品诗人的数量而言，这本选集说不上有选择性，对他来说是否收进我朋友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这位选家不肯就范。他打算收入二百多名年轻诗人，绝大多数人仅以一首诗来代表，可就是不选思肯。

我们讨论过程中，他问了我被推荐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我说，这时我已精疲力竭而且羞愧难当。

我再次见到思肯时，在某个没有底气的时刻，我说想把他的一首诗收进萨尔科编的即将出版的一本选集的努力失败了。他那样看着我，我看到了某种类似感动的东西。他问我潘乔和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收进萨尔科的选集了没有。我说没有，我想没有吧。哈辛托·雷克纳和拉斐尔·巴里奥斯呢？他们也没有，我说。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芬特呢？没有。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呢？我摇摇头，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熟悉。乌里塞斯·利马呢？我定定地望着他深黑的眼睛说，没有。如果我也没有收进去那更好，他说。

安格丽卡·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