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39/110页）

两个星期里，一种新的秩序开始盘踞我们的屋子。至少我感觉是这样，也许以前太为琐事伤脑筋了，没有注意到。

克劳迪娅先是试图对新情况不理不睬，最终也与现实妥协了，说开始感觉很压抑。第二天早上，乌里塞斯跟我们在一起，趁克劳迪娅刷牙的时候说爱她。克劳迪娅说已经知道了。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你，乌里塞斯说，我来是因为爱你。克劳迪娅回答说他可以写信。乌里塞斯备受鼓舞，写了一首诗，吃午饭时读给克劳迪娅听。我冲动地从桌边站起，不想听，克劳迪娅让我待着别动，丹尼尔也恳求了一次。那首诗基本上是关于一个地中海城市的片段的集子，我猜这个城市就是指特拉维夫，诗里还写到一个流浪汉或者乞讨诗人。我觉得挺美，也如实向他这样说了。丹尼尔表示赞同。克劳迪娅好一阵不说话，表情若有所思，后来她说我们讲得对，自己要能写出这么漂亮的诗就好了。顷刻间我想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大家可以和平共处，我主动提出买一瓶葡萄酒。但克劳迪娅说明天一起来就得去大学，十分钟后她关起门来躲进我们的房间。我和乌里塞斯、丹尼尔聊了会儿，又喝了杯茶，然后各自回屋。大约三点时我起来上卫生间，我踮着脚穿过起居室时听到乌里塞斯在哭泣，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在这里。我猜他脸朝下趴着。从我站着的那个角度看，他在沙发上好像只是一段身子，一截盖着条毛毯和旧大衣的身段，一个堆积物，一个肉块，一个影子，好像扔在那里，好不凄惨。

我没有告诉克劳迪娅。其实，那时，我已经有很多事情不让她知道了，不让她知道这个故事的片段，向她撒谎。就我们作为学生的日常生活而言，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或者就算改变了，她也会极力不让它们显露出来。乌里塞斯刚到特拉维夫时，丹尼尔是他形影不离的同伙，但是，两三个星期后丹尼尔又认真学习起来，否则就会影响到考试成绩。我慢慢地成了乌里塞斯惟一可利用的人。可是我忙着对付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所罗门·麦蒙，而且脑子里一团糟，因为每天晚上，我起来解手时老看见乌里塞斯在黑暗中哭泣，这还算不上是最坏的，最糟的是，有时晚上我总想，今天我又会看到他哭泣——我是说看到他的脸，因为直到那时我还只是听到哭声，但谁能肯定我听到的就是哭声，而不是比如某人在达到高潮时发出的喘气声呢？我一想到要看见他的脸，就想像它在黑暗中浮现出来，一张泪流满面的脸，一张被从起居室窗户透进来的月光触摸过的脸。那张脸显得如此荒凉，从我在黑暗中起床的刹那间听到旁边克劳迪娅急促的呼吸，它就沉重得像块岩石般压在我心上，我也想哭了。有时我长时间地坐在床上，抑制住冲动不要去卫生间，抑制住冲动不要哭泣，完全是因为害怕那天晚上他会在黑暗中抬起脸，我会看到它。

不要提性了，我的性生活，从他撞进我们公寓门的那一天就没有了。我就是做不了。或者我能做，但不想做。第三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尝试做，克劳迪娅问我怎么了。没有什么，我说，你干吗问这个？因为你安静得像个死人，她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像个死人而是像个死人世界里的一个不情愿的客人。我只好不吱声。不呻吟，不尖叫，不喘息，在极度压抑中达到高潮。甚至连克劳迪娅的呻吟，过去那么撩拨我欲望的呻吟也变得难以忍受。那呻吟声让我神魂颠倒（但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让她知道），在我耳边发出吱吱嘎嘎的摩擦声，我想用手或者双唇捂住她的嘴，闷住那声音。一句话，做爱成了折磨，到第三四次时成了我想方设法回避或者推迟的事儿。我总是磨蹭到最后上床。我跟乌里塞斯（他好像从来不知疲倦）在一起，我们无所不谈。我让他给我读当天写的东西，也不在乎这是一首写给克劳迪娅的情诗，把情感表达得何其痛苦不堪。总之，我喜欢这些诗。当然，我更喜欢别的诗，那些谈论自己每天看到的新鲜事物的诗，谈论他独自一人出去漫游特拉维夫、吉瓦特罗卡奇、哈尔沙罗、老港口城贾法的小巷、大学校园、亚昆公园的诗，或者回忆遥远的墨西哥与墨西哥城的诗，以及那些进行形式实验或在我看来是形式实验的诗。所有这些诗我都很喜欢，除了几首写克劳迪娅的。但这并非因为我，并非因为可能会伤害我或者她，而是因为我不想看到他的痛苦，他那骡子般的固执，他那彻头彻尾的愚蠢。一天晚上，我跟他谈了。我说：乌里塞斯，你干吗这样对待自己？他假装没有听见，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这让我回想起，就像至少一百个其他念头从我的脑子里闪烁而过，小时候在波兰科小区养的一条狗的表情，每当我父母快要睡着时它会忽然咬人），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好像我没有一句话可说。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趁克劳迪娅睡着的时候跟她做起爱来，当我终于进入完全的情欲状态，这可不容易，我呻吟了，叫喊了。

接下来钱又成了问题。克劳迪娅、丹尼尔和我都在上学，我们每月从父母那里拿助学津贴。丹尼尔的钱只够勉强过活。克劳迪娅宽裕些。我的状况介于二者之间。如果我们把钱集中起来用，可以付公寓租金、选课费和饭钱，还够看电影或者看戏，或者去萨蒙霍夫街上的塞万提斯书店买西班牙语的书。可是乌里塞斯到这儿后一切都让人发愁起来，因为一个星期后，他的钱差不多全花光了，忽然间像社会学家说的那样，我们又多了一张嘴要吃饭。不过，照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我打算放弃些奢侈的消费。丹尼尔也不在乎，尽管他继续过着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的日子。主要问题在克劳迪娅身上。她会怎么想？她对这个新情况恼火至极。开始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既冷静又现实。一天晚上，她告诉乌里塞斯需要去找份工作，要不就让人从墨西哥寄点钱过来。我记得乌里塞斯坐在那里，面带一种很不对称的微笑望着她说，会去找的。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克劳迪娅问他找到工作了没有。还没有，乌里塞斯说。可是你出去找了吗？克劳迪娅问。乌里塞斯正在洗碗碟，身子也没回就说找了，找了但运气不佳。我坐在桌子头上，能看见他的脸部侧影，我觉得那张脸好像在微笑。操，我想，他在微笑，完全是幸福的微笑。那样子好像克劳迪娅是他老婆，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婆，一个对丈夫找工作忧心忡忡的老婆，他喜欢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告诉克劳迪娅别管了，她不理解找工作的处境，他已经很难过了。你指望他在特拉维夫找到什么样的活儿？我说，建筑工？市场搬运工？洗碗工？你懂什么啊，克劳迪娅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