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50/110页）

阿方索·佩雷斯·卡马戈，托雷多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6月。

贝拉诺和利马并不是革命者。他们也不是作家。有时写点诗，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诗人。他们经常卖毒品。主要是大麻，不过他们还存了几个玻璃罐，那种小小的婴儿食品罐，里面藏着一批货，可是乍看上去显得挺恶心的，像一小块粪便在玻璃容器中羊水般的溶液里漂着，最后我们对那些令人恶心的黄色粉末也习以为常了，这是我们经常购买的东西，从瓦哈卡、塔毛里帕斯、韦拉克鲁斯的拉华斯特卡或者波托西产的黄色粉末，总之不管哪儿产的吧。我们在聚会或者在“小组会议”上让这些毒品派上用场。我们是些什么人？像我这样的画家，像可怜的基姆·芬特（其实是他把利马他们介绍给我的，千万不要怀疑我们短时间内建立起的关系，或者至少我愿意这么认为）这样的建筑师。事实上那些孩子全都是精明的商人。我认识他们时（在可怜的基姆家），谈的全是诗歌和绘画。我是指墨西哥诗歌和绘画（还有别的吗？）可是，很快，我们就聊起毒品来。又从毒品聊到生意。几分钟后，他们把我带到公园里，我来到一棵普通的树下，挑拣他们带的大麻。上等货吗？绝对。完全不像我品了很长时间的那种。我就这样成了他们的客户。其间，我免费把他们介绍给各种画家和搞建筑的朋友，他们慢慢都成了利马和贝拉诺的客户。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进步，甚至让人觉得轻松。他们至少挺“清白”的，我想。跟他们做买卖时你可以谈艺术。我们相信他们不会敲诈或者告发我们。你知道，那些不入流的商人什么狗屁都拿不出来。他们比较谨慎（或许这是我的看法）而且也挺准时，关系很多，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说我明天需要五十克阿卡普尔科极品，我要搞个惊喜派对，他们只问你在哪儿、什么时候，甚至都不提钱的事儿，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从不抱怨，他们提出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我们也不还价，你不觉得这样的客户挺好吗？一切都来得很顺利。当然，有时，我们也难免产生分歧。主要问题在我们。我们太轻信了，谁都知道这点，有些人最好敬而远之。最后，我们的民主精神占了上风，比如每当有个聚会或者极其乏味的会议时，我们就邀请他们参加。给他们灌酒喝，请他们告诉我们更多信息，告诉我们就要吞服或者吸食的东西具体从哪儿来，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问题都很坦率，绝对没有刻意冒犯的意思，他们喝着我的酒，吃着我们的菜，但是——怎么说好呢？——显得漫不经心或者冷淡，好像既在场又不在场，好像我们是些昆虫或者他们每晚榨取乳汁的母牛，让我们觉得应该继续保持让人舒服的距离，不需要半点亲近、温暖或者感情，即使我们经常喝醉或者喝高了，有时烦了他们，强迫他们听我们的话，或者我们的意见，以及我们对他们的真实想法，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从不把他们当真正的诗人看。更不屑说是革命者了。他们是推销员，就是这样。比如，我们尊重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们却极端，刻意不理睬。这是无法接受的，你觉得呢？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了些塔马约的话，有点负面的东西，这成了一根导火线，我记不得当时的背景了，其实，我甚至都忘了在哪儿，也许在我家里，也许不在，这并不重要，只记得有人在谈论塔马约和何塞·路易斯·奎瓦斯，我们中一个赞美说何塞·路易斯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散发着坚韧、力量和勇气。还说我们能成为他的同胞和同时代的人该有多么幸运，这时利马或者贝拉诺（他们两个坐在一个角落里，我记得是这样，在一个角落里等着要钱）说奎瓦斯的勇气或者坚韧，或者力量，我忘了是指哪个了，全是骗人的，这个宣言令我们所有的人顿时一激灵，在我们中间激起一股冷冷的愤慨，但愿你能懂我的意思。我们真想把他们给活活地吃了。我是说，有时听他们说话挺有意思。这两个人简直像从外星来的。不过，他们让人觉得舒服些时，当你逐渐了解他们或者更认真地听他们讲话时，他们的那种姿态更像伤感而非别的什么，挺让人烦。他们当然不是诗人，也不是革命者。我甚至都认为他们没有性欲。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只想说他们好像对性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惟一感兴趣的是从我们手里榨出钱来），对诗歌或者政治也没有兴趣，而且他们师法的似乎是年轻“左派”诗人的陈腐范式。性确实激不起他们的兴趣，这点我可以肯定。我怎么知道的？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的，一个想跟他们中一位发生性关系的搞建筑的朋友，也许是跟贝拉诺吧。关键时刻，什么也没发生。这两个软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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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蒙特罗，在马拉·森达酒吧喝啤酒，彭萨多尔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2年5月。

有这么一个免费的机会，我心想，干吗不把咱的哥们儿乌里塞斯·利马放进尼加拉瓜访问团里呢？出访活动将在1月份成行，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新的一年也还不赖。另外，我听说利马状态不佳，我想，去这个革命国度来一次小小的户外旅行会让人的精神振作起来。所以我没有咨询任何人就把有关证件办妥了，把乌里塞斯送上去马那瓜的飞机。当然，我不知道我这是在自找死路。如果我早知道的话，绝不会让乌里塞斯·利马离开墨西哥城，可有时我就喜欢那样，很冲动，最终该来的东西还是会来，我们是命运手中的木偶，不是吗？

总之，我就这样把乌里塞斯·利马弄上了飞机，在起飞前，我心里甚至掠过一丝念头，预感到这次小小旅行前方的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我的老板，诗人阿拉莫，是墨西哥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看到乌里塞斯后脸色顿时很难看，把我叫到一边。那个白痴干吗在这里呢，蒙特罗？他问。他跟我们一起去马那瓜啊，我回答。我还是别复述阿拉莫后面说的话了，因为我实在不是个坏人。可我又想：你要是不愿带他出来，你这个懒惰的杂种，干吗不亲自过目一下邀请书呢？你干吗不辛苦点给每个应该来的人打打电话呢？阿拉莫本人还邀请了自己最好的哥们儿呢，所谓的农民诗人帮。后来，他私自邀请了他喜欢的那些马屁精们，还有那些重量级人物，或者说文学界的名人，全是他们各自墨西哥文学流派地方上的拥护者，但是，历来如此，这个国家谁也没有精英感，两三个恶心鬼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程，我就是拿来垫补缺额的人之一，或者像聂鲁达说的那样“把缺席的补上”。这时我就想起了利马。我从一个消息灵通人士那儿听说他回墨西哥了，而且日子不太好过，我恰好属于那种只要有可能就会全力帮助别人的人，墨西哥造就了我的这种性格，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