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51/110页）

现在，当然，我已经丢了工作，有时在情绪还不错，在未消的残酒中醒来，在某个预示着灾难的墨西哥城的早晨，我想自己确实办了件错事，我要是请了别人就好了，一句话，我把事情搞砸了，但大多数时候我并不觉得歉疚。我说了，我们一上飞机，阿拉莫就觉得乌里塞斯非毁了我们这次的旅程不可，我说：别着急，先生，不会有事的，相信我，这时阿拉莫严厉地瞪了我一眼，那是充满责备的眼神，如果这样说听上去不太荒谬的话，说：行吧，蒙特罗，出了事你负责，我们倒要看看你怎么处理。我说：我们墨西哥人会安然无恙的，老板！请稍安勿躁。什么也别担心。那时我们已经在去马那瓜的途中了，穿过夜空中最黑暗的部分，代表团的作家们都在喝酒，好像他们知道、猜到，或者被告诫过飞机会掉下去，我在过道来来回回上下活动，跟所有成员打着招呼，发放印有墨西哥作家宣言的纸张，那是阿拉莫和农民诗人们为了声援他们的姐妹国家尼加拉瓜起草的宣言，我打印的（我不介意想说，我还改正了若干错误），以便不熟悉这个宣言的人，这样的人占大多数，能读一读，以便让那些还没有签名同意的人，签过名的人寥寥无几，在“我们同意”栏下签上他们的大名，或者换句话说在阿拉莫和几个农民诗人，那天启五骑士签名的正下方签上自己的大名。后来，我收集欠缺的签名时想到了乌里塞斯·利马。我看见他蜷缩在座位上，耷拉着脑袋，我想他一定是病了或者睡着了，但无论什么情况，他双目紧闭，表情怪异，像正在做噩梦似的，我想。我觉得这个时候这家伙这个样子是没法签名的，刹那间，飞机开始左右突蹿，大家最坏的担心似乎就要验证了，这时我权衡了一下是不是别请他签名了，是否可以将他完全忽略不计，毕竟，我是出于好意拉他来的，他向来表现不佳，或许别人这样说，这不表示他就得保证效忠某一伙人，但我马上就想到阿拉莫和那些农民诗人会带着一副巨大的眼镜检查“我们同意”栏的，如果把他的名字漏了，我是要负责任的。正如奥东所说，怀疑本身就盘踞在我头脑中。我走到乌里塞斯身旁碰了碰他的胳膊，他立刻睁开眼睛，像个肉体中隐蔽机制被激活了的该死的机器人，他盯着我，装出不认识但却认出了我的样子，如果我这样说讲得通的话（我想讲不通），我挨着他坐下说，瞧，乌里塞斯，还有个事儿需要办一下，所有来的诗人都在这个声称显示他们与尼加拉瓜作家和人民关系有多铁的傻冒文件上签了字，我就缺你的签名了，如果你不想签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我们会处理好的，接着他用一种能碎了我心脏的声音说：我来看看，起先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等明白了后便把宣言文本递给他，我看着他，那句话怎么说，埋头阅读。差不多吧，我说：我马上回来拿，乌里塞斯，我要在飞机上转悠会儿，不知道机长什么时候可能需要我帮忙，这期间，你就坐这儿读着，有的是时间，别有压力，想签就签，不想就算了，说完我就起来回到飞机的前头，是叫机首吧？总之，就是前头部分，我还得花点工夫分发那份混账宣言，跟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文学精英（同行的还有几个流亡墨西哥的外国作家：三个阿根廷人，一个智利人，一个危地马拉人，两个乌拉圭人）喋喋不休地聊个没完，这时他们已经开始流露出喝高了的陶醉迹象，我回到乌里塞斯的座位，在空座上找到那份签过名的宣言，叠得整整齐齐，乌里塞斯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不过又闭上了眼睛，好像非常痛苦，同时又以极大的尊严忍受着痛苦。这是我到马那瓜之前见他的最后一面。

我不知道最初那几天他干吗来着。我只知道他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朗诵会、聚会或者圆桌讨论会，我不时地想起他，他妈的，想到他缺席了很多场合。如大伙所说，历史的创造过程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聚会。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在文化部接见我们的那天，我记得去酒店房间找利马，可他不在屋里，前台的人告诉我，他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回来了。你能怎么样呢，我心里对自己说，他一定是去外面纵情畅饮了，或者跟尼加拉瓜的什么朋友在一起，谁知道呢，我很忙，得管理整个墨西哥代表团，不能整天去找乌里塞斯·利马，让他参加这次活动，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索性不管他了，日子就这样过去，如巴列霍所说，我记得，一天下午，阿拉莫找到我说，蒙特罗，你那朋友他妈的上哪儿去了？我很久没见到他了。这时我心想：该死，真是的，不是吗？乌里塞斯失踪了。坦率地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各种可怕和不那么可怕的可能性的组合，发出沉闷的砰的一声忽然在我面前排列出来。我想：他一定在什么地方，尽管不能说我一秒钟后就彻底忘了他，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搪塞这个问题。可阿拉莫却绝不搪塞，那天晚上，在尼加拉瓜与墨西哥诗人同行举办的一次晚餐会上，他又问我那该死的乌里塞斯·利马上哪儿去了。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卡尔德纳尔的一个他妈的同事曾在墨西哥学习过，认识乌里塞斯，他听说乌里塞斯也在代表团里，坚持要见他，想跟这位本能现实主义之父寒暄一番，他说。他又矮又黑，是一秃顶的尼加拉瓜小矮个儿，我看着他挺面熟，也许几年前我在贝拉斯美术馆组织过他的一场朗诵会，我忘了，我感觉他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主要是他提到本能现实主义之父的那种口吻，好像在调侃乌里塞斯，当着这些墨西哥诗人的面笑得很开心，我得说，诗人们都大笑起来，好像听了一个笑话，连阿拉莫都笑了，半是好玩，半是想附和他人，与尼加拉瓜的人不同，他主要是因为其他人都在笑而笑，或者觉得有必要笑。各种可能性都有，特别是在这种场合。

我终于摆脱所有那些烦人的杂种时已经过了午夜，第二天我得把所有的人圈起来送回墨西哥城，说实话我忽然感觉很累，有些恶心，几乎快要吐了，但还不至于，我决定在饭店的酒吧来点夜饮，在那里喝酒的人要文雅得多，不像马那瓜其他地方，上的东西简直就是毒药，我不知道桑地诺解放阵线［41］的人还在等什么不去处理这些事情。在饭店酒吧，我碰到了潘克拉希奥·蒙特苏尔先生，他是随同墨西哥代表一起来的，不过是危地马拉人，另外，没有危地马拉代表团，再说他已经在墨西哥生活了至少三十年。潘克拉希奥看见我在酗酒，起先一言不发，后来靠过来说，蒙特罗，我的孩子，你今晚看上去有些愁眉苦脸，跟哪个女孩出什么麻烦了吗？他问。我说，要是那样就好了，潘克拉希奥先生，我就是太累了，无论怎么说这个回答都很蹩脚，因为劳累要比因为女孩子的事而憔悴好得多，但我就是这么说的，潘克拉希奥大概注意到出什么事儿了，因为我说话比平常语无伦次，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我被他如此敏捷惊呆了——穿过我们之间的空地，来了个优雅的跳跃，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那究竟出什么事儿了？他问。我把代表团一个成员弄丢了，我说。潘克拉希奥望着我，好像我的话很不好理解，然后又要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酒。我们两个默默地在那里坐了会儿，喝着酒，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天地，那是马那瓜城，说实话，这是最容易让人迷失的城市，我是说，这个城市恐怕只有邮差可能不会迷路，其实墨西哥代表团已经迷过好多回路了，我发誓。我想，这么长时间来我第一次感觉舒服起来。几分钟后，出现了一个小孩，一个实在瘦骨嶙峋的孩子，他径直走向潘克拉希奥索要签名。他手里有本默蒂斯出版的潘克拉希奥的书，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我听到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就走了。潘克拉希奥用一种阴森恐怖的声音提到他的大批崇拜者。然后又说到一批剽窃他作品的人。最后，又说到成群的批评家们。他还提到加科莫·莫雷诺—里斯奥，那个墨西哥的威尼斯人，他显然不是我们团的成员，但潘克拉希奥说出他的名字时，我感觉自己简直太傻了，莫雷诺就在这里，他刚走进酒吧，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尽管我们代表团有各种不足，却是清一色的左派，而谁都知道莫雷诺是帕斯的追随者。潘克拉希奥提到或者暗示，莫雷诺在煞费苦心地偷偷模仿他，潘克拉希奥。可是，莫雷诺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既高尚又暴力的声音，属于那种典型的困在美洲的欧洲人，为了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被迫做些逞强的虚假姿态。因此，潘克拉希奥的散文，我的散文，潘克拉希奥说，是雷耶斯法定传人的散文，如果他这么说自己，就是顺理成章的与莫雷诺这个冰冷的仿冒品为敌。潘克拉希奥又说：那么，你把哪位作家弄丢了？他的声音吓了我一跳。一个叫乌里塞斯·利马的，我说，感觉自己的皮肤开始起鸡皮疙瘩。噢，潘克拉希奥说。丢了多久了？不知道，我说，也许从第一天起就没了，潘克拉希奥又不说话了。他向值班经理打了个手势，又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毕竟，教育部买单。不，不会是第一天，潘克拉希奥说，他是那种很安静的人，但又是个敏锐的观察家。在这儿住下后第一天我在饭店见过他，第二天也看见过，说明那时他还没有离开饭店，不过说真的，我想不起还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他。他是诗人吗？当然，他肯定是了，他不等我回答就自己说了。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第二天吗？我问。第二天晚上，潘克拉希奥说。没错，是最后一次。现在我该怎么办啊？我说。不必粉饰，潘克拉希奥说，所有的诗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失踪的。向警察报告说他失踪了。桑地诺解放阵线的警察，他指点得很具体。可我没那个胆量报警。不管桑地诺还是索摩查，警察毕竟是警察，而且不管因为酒精还是窗外的夜晚，我都没有勇气让乌里塞斯那样颜面扫地后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