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91/110页）
奥雷里奥·巴卡，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不仅在面对我自己，或者面对镜子，面对死亡来临之时，当然我希望它能慢点到来，而且面对我的孩子和妻子，面对我正在构建的平静生活时，我也会承认：一、在斯大林统治下，我不会在古拉格集中营浪费青春，也不会在脑后挨一枪子儿了却一生；二、在麦卡锡时代我不会丢掉工作也不会在加油站帮人加油；三、但是，在希特勒时代，我可能会选择流亡路线，在佛朗哥统治下，我不曾像许多铁杆民主分子那样，向国家元首或者圣女献制过十四行诗，这一切都是事实。当然，我的勇敢是有限的，然而我愿意忍受的也是有限的。一切以喜剧开始者将以悲喜剧结束。
佩雷·奥多内斯，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过去那些年，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们经常组织群众抗议，来颠覆这个国家、改造它、放火焚烧它、掀起革命。那时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一般出自殷实人家或者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他们一旦拿起笔，就排斥或者嘲讽那种地位：写作是为了否定、为了放弃，有时是为了自杀。这意味着要跟自己的家庭对抗。如今，令人空前忧虑的是，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们主要来自底层家庭，来自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家庭，他们倾向于把写作当成一种向更高的社会阶层爬升的工具，作为一种为自己开拓空间但又小心地不踏逾界限的途径。我不是说他们受的教育不够。他们受的教育跟前辈作家一样良好。或许不相上下。我也无意说他们工作不够勤奋。他们比前辈作家还要勤奋！但他们仍然很粗鄙。他们的做派跟商人或者黑帮几乎毫无二致。他们绝不谴责任何事物，或者只谴责容易谴责的事物，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去树敌，或者从毫无还手之力的人当中选择敌人。他们会因愤怒和疯狂的逼迫而自杀，但绝不会为了理想而自杀。各种大门一点一点无情地向他们敞开了。于是文学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注定要以喜剧结束。
胡里奥·马尔蒂内斯·莫拉莱斯，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我想对你讲讲我参加图书博览会时诗人们得到的礼遇。我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作家。我还为自己赚得了一个评论家的美名。粗略估计，这里有7×3=22个摊位，事实上比这个要多很多。我们能得到的关注有限。但我还是设法在这次博览会的太阳下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抛在后面的都是破车，写作的局限，3×3=9。这已经不容易。落在后面的是A和E，它们从一个我偶尔在梦萦中回去的阳台上吊下来流血过度而亡。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知道监狱是很微妙的。当然诗歌和监狱从来都是比邻而居。忧郁症是我魅力的源泉。我是在做第七个梦呢，还是真的听到公鸡在博览会的另一头啼叫？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公鸡都是黎明才叫，而我的手表显示现在是正午时分。我漫步穿过博览会，跟同行们打着招呼，他们跟我一样在梦游。梦游×梦游=文学天堂中的一座监狱。游啊。游啊。诗人的礼遇：我们把这首圣歌听成一种苍白的审判。我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盯着展出的书籍在衣兜深处摸索着硬币，希望如同黑夜般渺茫。7×1=8，当我从眼角瞥见那些年轻的读者时心里对自己说，我还看到一个无形的影像犹如一座缓慢的冰山般叠加到他们悠远微笑的小脸上。我们从那个挂着字母A和E的阳台下走过去，它们的血从我们的头顶冲灌而下，彻底污染了我们。然而这个阳台跟我们一样苍白无力，苍白者永远不会攻击苍白者。与此同时，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个阳台开始跟我们一道漫步了。别的地方管这叫吗啡。我看见一个办公室，我看见一台运转的计算机，我看见一条孤独的过道。苍白者×冰山=一条孤独的走廊，这条走廊因我们的恐惧而有了些人气，因为在走廊的博览会市场漫步的人而有了人气，他们不是找什么书而是寻找某种确定性来填补我们确定性的缺失。因此我们在绝望的谷底时刻来阐释生命。兽群。绞刑吏。手术刀在切割肉体。A和E×图书博览会=其他肉体，轻盈若空气，灿烂耀眼，好像昨晚遭到了我的出版商的侮辱。死亡似乎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回应，布朗修会说。有31×31=962个充足的理由。昨天我们在本城的祭坛上献出一个年轻的南美作家。当他的血滴到我们的野心的浮雕上时，我想的是自己的书和湮没，最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一个作家，我们一旦功成名就，不应该始终拿着作家的派头。应该看上去像一个银行家，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无人照管长大的富人的孩子，一个数学教授，一个狱卒。像一棵树。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们还在漫步。我们的树木形状×阳台的苍白=我们的胜利走廊。年轻人，又名读者们，怎么可能想不到我们是撒谎者呢？只要看看我们就知道了！欺诈在我们的脸上闪闪发光！可他们就是想不到，我们可以这样背诵而不受任何惩罚：8、5、9、8、4、15、7。我们可以四处徜徉彼此招呼（我，至少跟每个人都打招呼，他们中有司法人员、绞刑吏、慈善家和学生），我们赞美娘娘腔放纵异性恋，赞美阳痿男人的阳刚，赞美绿帽男子的无瑕荣誉。不会有人呻吟着说：一点都不痛苦。只有当我们四肢匍匐着爬向有人在某个神秘时刻以不可理喻的决然给我们点亮的火光时，这里只有我们的夜晚般的寂静。我们都受命运的支配，不受偶然性的丝毫干扰。作家必须像审查员那样，我们的前辈说，要把那些奇思妙想追溯到源头上去。作家必须像报纸的专栏作者那样。作家必须像侏儒那样而且必须生存下去。如果我们也不必读书，我们的作品就会像悬在虚无中的一个点，一个意义省减到最小的曼陀罗，我们的沉默，我们用在死亡的遥远一端晃荡的一只脚站立的确定性。缤纷的幻觉。缤纷的幻觉。在已经遗失的过去的羊栏中，我们想充当狮子，其实只是去了势的猫。去了势的猫嫁给割了喉的猫。一切以喜剧开始者终将以一道密码写成的题目结束。
巴勃罗·德尔·巴尔莱，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我想跟你讲讲诗人们的礼遇。有一度，我既没有钱，也不像现在这样有名：我没有工作，名叫佩德罗·加西亚·费尔南德斯。但我有才华而且人挺和气。我认识了一个女人。我认识很多女人，但我最熟悉的只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最好且不提名了，爱上了我。她在邮局工作。每当我的朋友们问起我的女朋友干什么时，我就说她是邮局职员。其实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这样我就不用说她是个女邮递员了。我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我的这位女朋友老早就要出去上班，到下午五点才回家。每当听到门轻轻掩上（她以为我还睡着）发出的细微声音时我就起床，开始写东西。我写的全是阳春白雪的事物。花园、遗失的城堡诸如此类的东西。接着，疲惫了后我又开始读书。读皮奥·巴罗亚、乌纳穆诺、安东尼奥、曼努埃尔·马查多、阿索林这些人的作品。午饭时就出去上一家大伙都认识我的店里就餐。下午，我又修改自己写的东西。她下班回来后，我们就聊一会儿，可是一个文人和一个女邮递员之间能说些什么呢？我会谈谈我写的东西，我计划要写的东西，一篇曼努埃尔·马查多作品的评论，一首表现神圣精神的诗，一篇从乌纳穆诺的作品中提取出来作为第一句话的随笔：西班牙也伤害了我。她会聊些自己走过的街上发生的事情以及要送的信件。她会谈邮票，有些品种还挺稀罕，谈些在漫长的早晨送信过程中碰到的面孔。然后，等我实在受不了时，我就说再见，然后出去逛马德里的酒吧。有时我会参加一些书会，主要是冲着免费饮料和开胃食品而去，不为别的。我会去美洲之屋，听那些洋洋得意的拉美作家们谈天说地。我会去雅典耀听那些心满意足的西班牙作家聊天。然后我就去见些朋友，聊聊我们的作品或者去拜访某位大师。可是在这样的文学闲聊的时候，我却老能听到女朋友悄悄地四处送信时敏感的鞋子发出的声音，她背着黄袋子或者拖着黄色手推车，这取决于那天她得送多少邮件，听到这声音后我就开始心猿意马了，我的舌头，几秒钟前还那么犀利和灵巧，这时却变得笨拙不堪，我开始陷入沉闷、无助的少言寡语状态，好在其他人，包括那位大师把这当做我喜欢沉思默想、具有哲学气质的证据。有时，在我深夜回家的路上，我会在她上班的附近地区顺便看看，重温一遍她走过的路线，我会模仿她，学她的样子，迅捷地来个士兵和幽灵般的正步走。最后我都觉得自己快要吐了，满脸泪水，靠住一棵树，自问怎么会跟这样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从来不曾想出过任何答案，至少没有想出过我心目中的真正答案。可事实上我没有抛弃她。我们一起住了很长时间。有时，在我写作放松的间歇，我就安慰自己说幸亏她不是个屠夫。她要是个女警察的话我会更高兴，主要因为那会显得更时髦。女警察要比女邮递员略胜一筹。接着我继续写作，不停地写啊写，进入一种愤怒或几近崩溃的状态，慢慢地我开始掌握了这个行当最基本的东西。就这样好多年过去了，期间我全是跟这个女朋友一起度过的。终于，我获得了马德里议会颁发的新声奖，我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拥有了三百万比塞塔并且有了去首都最知名的一家报纸工作的机会。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为我的书写了一篇极尽溢美之词的评论。第一版和第二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销售一空。我上了两次电视节目，不过我觉得其中一家让我上节目是打算出我的洋相。我开始着手写第二部长篇了。我抛弃了女朋友。我告诉她我们两个不合适，我不想伤害她，我希望她好，若有任何需要她随时可以来找我。然后我把自己的书全收进纸箱，把衣服放进一只皮箱就走了。我忘了是哪位伟大作家说过，爱情只会青睐赢家。很快我就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了，在拉巴皮尔斯租了一套公寓，一套我自己付钱的公寓，在这里我不仅快乐而且还多产。我现任女朋友是学英国文学的，也写诗。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在谈论书。她偶尔会冒出一些奇妙的想法。我想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人们看到我们时都点头称是。我们用某种方式把乐观主义和前程具体化了，这是一种既现实又深思熟虑的方式。但是，有时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对自己的专栏文章做最后的润色工作或者修改几页小说时，会听到街上传来脚步声，我想几乎可以发誓说，那绝对是女邮递员在错误的时间出来送邮件了。我走到阳台上观望，可不见一个人影，也许会看到回家的醉鬼消失在某个街角。不会有错。街上就是没一个人。可是当我回到办公桌前，又会听到脚步声，我又想到那是个女邮递员出来干活了，想到就算我不会看见，她也不至于选这么一个可怕的时间出来活动。这时我就停下专栏文章或某个章节的写作，试着写一首诗或者在晚上余下的时间里来写日记，但却办不到。那双敏感的鞋子的声音始终在我的头脑中回荡。你几乎听不到，我知道怎么赶走它：我站起来走进卧室，脱了衣服上了床，在床上寻找女朋友散发着甜美味道的肉体。我来跟她做爱，时而温柔备至时而狂暴激烈，接着我很快就会入睡，梦见自己被推荐进了研究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其实，有时倒梦见自己被推荐进了地狱。有时什么也梦不着。有时梦见自己去了势，梦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两个小小的睾丸像没有颜色的橄榄般在两腿间长了出来，我既爱怜又害怕地抚弄着，对人秘而不宣。昼日会驱走那些鬼魂。当然这点我对谁都不说。跟女邮递员的关系让我付出了做噩梦和幻听的代价，我不那么敏感就好了，相信不会屡屡想起她。其实有时我迫不及待地想给她打电话，沿着她行走的路线跟踪她，居然产生了想看看她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念头。有时我很想在她住的小区的某个酒吧跟她见个面，那个小区再也不属于我了，然后问问她的生活近况：是不是有了新的情人，是不是送过从马来西亚或者坦桑尼亚寄来的信，是不是还跟从前一样收到圣诞节奖金。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满足于聆听她越来越微弱的脚步声。我满足于思索宇宙的宏大。一切以喜剧开始者终将以一部恐怖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