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九章 论虚妄（第8/20页）
当我的朋友们恳求我索取三分之一时，这使我格外心烦。我认为利用欠我情的人从而解除他的束缚，这与为别人而去向不欠我情的人束缚自己所付出的代价相差无几。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他们别要求我作谈判之类的牵肠挂肚的事（因为我已宣布拒绝为致命的战争操心），排除以上两种情况，我很容易满足每个人的需要。然而我逃避接受仍多于设法给予；因此，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样做轻松得多[79]。我的命运不容许我为别人作好事，命运允许我作些许好事，却又安排得不是地方。倘若命运让我生来就为出人头地，我本该雄心勃勃让人爱我而不怕我或欣赏我。是否该说得更放肆？我本该既重视讨人喜欢也重视利用人。居鲁士通过一位优秀统帅兼更杰出的哲学家之口认为，他的仁慈和善行远远超过他的英勇和武力征服，他说得很明智[80]。大西庇奥在他愿意别人夸耀自己的地方必强调自己的宽厚和仁慈，他并不重视自己的勇敢和所获的胜利，他嘴上老挂着这句引以自豪的话：他使敌人和朋友一样爱他[81]。
因此我想说，如果必须欠点什么，就应以比上述名义更合法的名义欠，因为道我以上述名义欠债的是这场可悲战争的法则；而且不能欠大债，不能欠我豁出全部自我本色欠下的那种债：那种债使我不堪重负。我在家里睡觉时曾上千次想象有人可能背叛我，可能会在那个夜里击毙我，我同命运谈判达成协议，即使死也要死得既无恐惧也不受折磨。我在主祷经之后曾大呼：
犯渎圣罪的士兵将拥有这精耕的田地[82]！
——维吉尔
有什么补救办法?那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大多数祖先出生的地方；他们为那些土地付出了爱，还用了它们的名称作姓氏[83]。习惯使人顽强。处在我们那里的恶劣条件之下，“习惯”是大自然对我们十分有利的馈赠，习惯能麻痹我们对多种艰辛的痛苦感觉。内战比其他的战争造成更难忍受的痛苦，内战使我们人人攀上自己家园的哨楼。
靠门和墙保护生命该多么悲哀，
靠家庭力量勉强安宁多么悲哀[84]。
——奥维德
受折磨竟波及家居的安宁，这太过分了。我经常居住的地方在战乱激烈时首当其冲，也是最晚免除战祸的地方，在这里和平从未显露过全貌，
即使和平降临，
也因恐惧战争而战战兢兢[85]。
——奥维德
每次命运之神进攻和平，
战争便经过此地……
命运之神，
你该在东方赐给我们定居之地，
在冰冻的北极给我们活动屋宇[86]。
——卢卡努斯
有时我从战乱中获得办法使我在反抗战争因素中变得坚强，同时又从中找到疏懒和松懈的借口；疏懒和松懈有时同样能引向决心。我往往带着几分快乐想象致命的危险，并等待这些危险到来。我呆头呆脑冒冒失失一头栽进死亡，既不端详它，也不辨认它，有如栽进一个静静的黑暗的深渊，深渊突然吞没了我，刹那间用沉沉的睡眠将我制服，那是乏味而麻木的睡眠。在短而猛的死亡里，我预见的后果倒比昏睡效应更使我得到安慰。有人说，长寿既非最好事，快速死亡便佳而又佳。我既与死亡亲密无间，我离死便不远了。我卷进了这场风暴并藏身其间，风暴定会使我目眩，会以急遽的无感觉冲击狂暴地将我夺走。
有些花匠说，玫瑰和堇菜在蒜和葱旁边生长香味更浓，因为葱蒜吮吸了上里的臭味。果真如此，紧邻我的道德沦丧之辈便该吮吸了我周围气氛里所有的毒物，使我变得更善更纯，使我不至失去一切。没有这回事！不过由此也可得出点什么：善成为稀有之物时会更美更迷人，冲突和分歧本身却会桎梏善行，并通过对立面之间的妒忌和角逐光荣诱使行善之人变得狂躁。
窃贼不特别怨恨我是出于他们自愿。我不是也不特别恨他们吗？否则我也许必须恨太多的人。像这样的意识在各种不同的偶然情况下都存在，同样的残酷，同样的不正直和小偷小摸在法律的庇护下越卑怯、越无危险，越隐蔽、就越坏。比之公开的、锋芒毕露的侮辱，我更痛恨阴险的、不露锋芒的侮辱。高烧突然发生在它还未能肆虐的身体上：身体有了火，火苗才会升起来；越议论纷纷，损害越小。
我往往这样回答问我为什么爱旅行的人：我很清楚我在逃避什么，但不明白我在寻找什么。如果有人说外国人也有健康不佳者，外国的世风并不比我们的好，我便回答说，首先，
犯罪的形式如此众多[87]！
——维吉尔
那就很难犯罪；其次，变糟糕情况为不确定情况，这毕竟是收获，而且别人的疾患不像自己的疾患一般让我们揪心。
我对法国反感之深从不像我对巴黎好感之深，我从不想忘记这点；在我幼年，巴黎已赢得了我的心。一想到巴黎便犹如想到什么杰出事物；此后我看见的美丽城市越多，巴黎的美便越得到我的喜爱。我爱巴黎本身，而且爱巴黎本身胜过爱披上外来的豪华盛装的巴黎。我对巴黎柔情似海，连它的缺陷和瑕疵也使我倾倒。我之所以是法国人，凭借的就是这个伟大城市；它的人民伟大，地理位置优越性大，起居设备的多样性和变化更是大得无与伦比；它是法国的光荣，是这个世界最典雅高贵的装饰之一。愿上帝把我们的分裂赶出巴黎，赶得远远的！只要巴黎完整，团结，我认为它就会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外来暴力的侵扰。我提醒它，各党派中最坏的党派是使它纠纷迭起的党派。我为巴黎担惊受怕的是巴黎本身。当然，我为它担惊受怕同为这个国家其他部分担惊受怕的程度相同。只要巴黎坚持存在下去，我就少不了退隐之处，以度过垂死时刻，这个退隐之地足以使我不留恋别的任何避难之处。
我认为所有的人皆是我的同胞，我拥抱波兰人就像我拥抱法国人，我把国籍关系置于世界和普遍关系之后。我抱此种态度并非因为苏格拉底曾谈及此，事实上是我的性情（也许有些过头）使然[88]。我不大留恋我家乡的甜美气氛。我认为我个人新认识的熟人似乎与邻里之间共同的不期而遇的熟人同样可贵。我们个人获得的纯洁友谊通常会超过由共同的地区和血缘凝成的友谊。人生来本是自由自在，无牵无挂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在某些地区；有如波斯的众位国王只饮用克阿斯拜斯河水[89]，却愚蠢地放弃饮用其他河水的权利，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其他河流的水都干涸了。
苏格拉底在临死之前认为，判他流放比判他死刑更糟[90]，而我，我将永远不会像他那样丧失勇气，也不会像我过去那样留恋我的家乡。这些卓越人物一生中留给后人的印象相当丰富，我理解他们与其说出于爱不如说出于尊重。还有些卓越人物显得如此高不可攀、如此非同寻常，即使出于尊重我也无法理解他们，因为我根本设想不出他们的形象。苏格拉底的性情于视家为四海的人是很亲切的。的确，苏格拉底不屑于跋涉，他的脚几乎没有迈出过阿提卡的土地。此外，他还吝惜朋友们用以链救他性命的钱[91]，而且拒绝通过别人的斡旋出狱以不违反法律，可是当时法律已经极端腐朽了。对我来说这些都属首类范例。二类范例我也可以从这同一个人物身上找到。许多这类珍贵范例都超越了我行动的能力，但还没有超越我判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