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39/52页）

像弗兰克和科尔曼那样的创新者的影响力在两方面延展。首先，他们显然对后来者影响巨大，但是一旦明确他们植根于何种他们自己最初嘲笑、挑战或颠覆的传统，他们就会改变我们对先前作品的看法。当新的变成传统后，旧的传统反而显得较新。事实证明了艾灵顿公爵令人惊奇又颇为自在地和查尔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麦克斯·罗奇（Max Roach）平分秋色。同样地，如果弗兰克止步于拍摄《皮诺尔市附近的咖啡馆》，他可能会拍头戴牛仔帽的小伙，坐在吧台一角抽烟，在其身后，是乏人光顾的贩烟机和电话［50］。也许自动点唱机播放的是埃尔维斯的歌曲；更有可能的是什么也不播，你只能听到电扇的呼呼声，和每次吹向金属衣架时的颤动声。事实上要不是这幅照片出自兰格之手，此情此景很容易在《美国人》中找到。

弗兰克在主题和地理上，有意识地沿着前辈的脚步行走并进行了高度发展。他的理念不是被动记录自30年代埃文斯和兰格的纪实摄影以来，美国人二十年的变化，而是更积极更具挑战性地观察摄影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的变化——也许更久。

50. 《皮诺尔市附近的咖啡馆》（Café near Pinole），多萝西娅·兰格，加利福尼亚1956年

让人烦恼的是弗兰克恐怕在为他之后的视觉泛滥铺就道路，他实际上也在这么做。要为《美国人》写引言，没有比凯鲁亚克更适合的人选了，因为“垮掉的一代”引发了被吓坏的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自我设问，这也正是弗兰克提出的问题。而凯鲁亚克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是注定要写的吗——无休止地报告昨夜的勾当，列举貌似一样的城镇的名字，在永远一样的路上呼啸而过？”凯鲁亚克已经找到答案：将F. S. 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素材贬为“没有必要的惬意”，凯鲁亚克继续告知尼尔·卡萨迪（Neal Cassady）这是“美国文学仍在寻找的确切素材”。那是在1950年。弗兰克自己的答案——视觉而非语言的——是他在某些方面重走兰格和埃文斯同样的道路。当它发生时，可以很好地从字面上说明。

51. 《西行路》（The Road West），多萝西娅·兰格，新墨西哥州，1938年

1938年，兰格拍摄了《西行路》［51］。照片上部三分之一是空寂的天空，底端三分之二是荒凉的景色，画面被高速公路所占据，通往天际。你可以连续站几小时等待一辆车路过，然后再站两小时等另一辆车，希望这次它会停下。而相反方向没有一辆车经过。你也没有回头路好走。你就只能一路向西。距离将你吞噬。路的突出特点就是它无可辨识的特点。然而在了解兰格和大萧条后，在我们对美国历史的感觉中，路的特征生动起来。在一本兰格近期的作品集中，该幅照片被明确地放在她引自路上结识的人说的话旁边，“如果在家舒适，你认为我还会在高速公路上奔忙吗？”在《美国迁徙记》（An American Exodus，1939）中，对开页的照片是无家可归的佃农一家，像难民一样走向相似之路。以电影术语来看，《西行路》是他们的“视角”镜头。

兰格分享了这一视角。她像汤姆·约德那样站着，“沉默，望着远方，沿着道路，沿着轻轻起伏的白路，就像大地隆起”。她的照片揭示出某种经济救赎的漫长道路。巨大的空白可能是无限承诺的标志，但也暗自记录着一种资源匮乏，一种持存至天边或坟墓的坚定缺席。既然我们知道兰格是专注于描绘移民生活的摄影师，俄克拉荷马州人和小佃农，尽管严格说来，我们从照片中无从得知这点——前方的路并非她旅行的表达，而是她在记录人们所走的路。

弗兰克拍摄的照片与兰格的照片有着再惊人不过的相似度了。和兰格一样，弗兰克的照片《美国285号公路》也摄于新墨西哥州，表现一条大路直通天际［52］。还有一段路程，一辆小轿车由相反方向驶来，提供回家的选择。这一场景和兰格的照片简直一样荒凉，但又具备另一种忧伤，暗夜的悲伤，是凯鲁亚克式的忧伤，代表着新探险的希望和浪漫，对弗兰克来说，是新照片。（凯鲁亚克在引言中提到这幅照片：“长镜头下的夜路箭一般地通向荒凉的无垠，在被囚禁的月光下是平坦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新墨西哥州。”）路面上淡淡的白光传递了动感、迁移和速度。兰格的作品是关于距离、遥远，而弗兰克则是关于旅行。曾标志着经济需要的严酷现实，在这里却促成了艺术可能性和随机性的邂逅。谁也说不准下一个会遇到谁。我们在翻阅《美国人》时，很难说这条路会通向哪里。兰格记录了在绝望中寻找工作的人们；弗兰克不是在寻找工作，而是在创造艺术品、影像。这些照片的主题成为摄影师自身的视野和旅行。这条路是弗兰克旅途的照片，或至少是它的一部分。兰格镜头下的移民家庭被弗兰克自己的家庭所取代，在刊登在该书结尾的一组照片中：弗兰克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车里，车子停在得克萨斯州的卡车停靠站。

52. 《美国 285号公路》（US 285），罗伯特·弗兰克，新墨西哥州，1955年至1956年，选自《美国人》

西行路的两幅照片：更为生动地诠释了萨考斯基所描述的变化——从“为社会事业服务的记录摄影……到更为个人的目的”——是难以想象的。

1964年，在古根海姆基金项目资助下的美国之行中，加里·温诺格兰德向前更进了一步，将弗兰克别具一格的审美和贪婪到不分青红皂白的图像化欲望结合起来。在弗兰克的照片中，动感是隐含的；而温诺格兰德则在移动中摄影，当他实际上在驾驶时，从其左手边的座位按下快门，加强了抓拍瞬间近乎随机的感觉。凯鲁亚克惊叹于弗兰克的捕捉能力，“在他面前有些东西在移动，就那样透过一个未加清洗的挡风玻璃”，但据我能观察到的，没有一张温诺格兰德的照片能够进入《美国人》的最后遴选（尽管有些镜头是通过打开的侧窗拍摄的）。对于温诺格兰德来说，轿车的引擎盖与挡风玻璃的条痕和污点已经成为照片的一部分；汽车顶部昏暗的内设和仪表盘构成了框架中的框架。温诺格兰德采用了从艺术家的窗口所产生的视角，并转动车轮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