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第38/42页）

回到小房子后我觉得累极了，连灯都没有打开。

我摸索着来到玛丽亚的床上，全凭从大房子里或者后院、月亮照进来的微弱光线指路，我也搞不清究竟是哪种光在起作用，我衣服也没脱就趴着倒在床上，然后很快就睡着了。

我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我那样睡了多久。我只知道感觉很好，醒来时天还很黑，一个女人正在抚摸我。我花了很大工夫才搞清那不是玛丽亚。接着我又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或者跟罗萨里奥绝望地消失在出租房里。我把这个不管是什么的人拉到跟前，在黑暗中仔细打量了一番她的脸庞。是鲁佩，她像只蜘蛛般微笑着。

12月31日

我们举办了一场所谓的家庭新年聚会。在长达一天的时间里，老朋友们来来去去。参加聚会的人不多。一个诗人，两个画家，一个建筑师，芬特夫人的妹妹，以及已故的劳拉·达米安的父亲。

后者的来访由于举止怪异而神秘让人印象深刻。那时基姆穿着睡衣，胡须也没有刮，正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我打开门，达米安先生进来了，先奉上一大捧红玫瑰，表情羞涩、笨拙地递给我。我把鲜花拿到厨房里，找了个花瓶什么的插进去，这时我听到他在跟基姆抱怨日常生活的艰难。后来他们又聊到社交派对。这些都不如从前了，基姆说。肯定不像从前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你说得对。过去一切都挺好，基姆说。我们都老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基姆的话让人挺吃惊：我不知道，他说，你是怎么过活的。我要是你的话，早就死了。

出现了一阵持续很久的沉默，最后从远处传来芬特夫人和女儿们的声音时才被打断，她们正在后院准备皮纳塔游戏［93］，这时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忽然痛哭失声。我很好奇，从厨房走出来，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其实这样的谨慎毫无必要，因为这两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基姆看着好像刚起床，头发也没梳，浑浊的眼睛下带着黑眼圈，睡衣皱皱巴巴，拖鞋随意穿着。他的双脚小巧玲珑，以我看，跟我叔叔的非常不同——而达米安先生满脸泪水淋漓，最后分成两道从脸颊上流下来，两道深深的泪痕仿佛要把他的整张脸都吞没。他双手绞在一起，坐在扶手椅里面对着基姆。我想见见安格丽卡，他说。先擦掉你的鼻涕，基姆说。达米安从夹克兜里取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睛和面颊，然后擦掉鼻涕。生活是很艰辛的，基姆，他说，然后忽然站起，梦游一般向卫生间走去。他走过来时甚至都没有瞥我一眼。

我记得后来我去后院帮芬特夫人准备晚上的聚餐，干了会儿活儿，她打算主持晚上的聚餐，1975年最后一个晚上的聚餐。每次新年前夜我都要设宴招待朋友们，她说，现在已经成惯例了，但今年我只想快点过去，一点聚会的兴致都没有，你也知道情况，但我们还得强打精神。我告诉她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来了，阿尔瓦里多每年都来，芬特夫人说，他说我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厨师。今晚我们吃什么呢？我问。

“我还不知道呢，宝贝。我想做点巧克力辣沙司鸡肉，然后早早上床睡觉算了。今年不适合庆祝，是吧？”

芬特夫人望着我笑起来，我觉得这女人脑子有点毛病。这时门铃固执地响个不停，芬特夫人站着等了片刻，让我去看看是谁。我经过起居室时看到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在里面，手里各握一只杯子，一起坐在沙发上看另外一个节目。门口站着的客人是个农民诗人。我想他大概喝醉了。他问我芬特夫人在哪里，然后就要直接去后院，她就站在后院的花环和纸制的墨西哥小国旗中，回避着不想看到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制造的凄凉景象。我走到胡吉托的房间，在那儿看到农民诗人用手掌击打着脑袋。

不过，电话还是特别多。先是一个叫洛伦娜的女人，前本能现实主义者，打电话邀请玛丽亚和安格丽卡参加新年前夜派对。后来帕斯阵营的一个诗人又打来电话。接着一个名叫鲁道夫的舞蹈演员打电话要跟玛丽亚说话。但玛丽亚不肯接，还要求我告诉这人她不在家，我机械地照办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装作自己完全不嫉妒（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因为嫉妒对人没有丝毫好处）。再后来基姆工作室的主任打来电话。奇怪的是，他跟基姆说完后又要跟安格丽卡讲话。基姆让我叫安格丽卡来接电话，眼中噙着泪水。安格丽卡讲话或者听话时，基姆告诉我写诗是任何一个人在这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上能做到的最美好的事情。这完全是他的说法。我不想逆着他，表示了赞同。（我想我是这样说的：“太对了，基姆。”这种回答很傻，你怎么看都行。）后来我在姑娘们的小房子里玩了会儿，跟玛丽亚和鲁佩说了会儿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听她们说了会儿话，一边想着那皮条客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结束包围。

昨晚跟鲁佩做爱，整个事件还笼罩在谜团中，但我得老实承认，那已经成为永恒记忆了，因为太让我开心了。下午一点钟的午餐随便对付了下：先是胡吉托、玛丽亚、鲁佩和我一起吃饭，然后一点半的时候芬特夫人、基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那个农民诗人和安格丽卡过来用餐。我洗碗碟的时候听到那个农民诗人威胁要出去跟阿尔韦托干一仗，最后被芬特夫人劝住了，她说：胡里奥，别干傻事。后来我们又齐聚起居室吃小点心。

下午我冲了个澡。

我身上伤痕累累，但不知道是谁弄出来的，不是罗萨里奥就是鲁佩。无论如何不会是玛丽亚，离奇的是这疼痛就像我第一次遇到她时那样，但还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在我的胸脯上，就在左乳下面，有一块李子大小的伤痕。肩骨上有几道细细的彗星尾巴般的搔痕。我在肩膀上也发现了一些印迹。

我洗完澡出来时大家都在厨房里喝咖啡，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玛丽亚让鲁佩讲那杂种阿尔韦托的故事。不时有人打断鲁佩的讲述喊着天哪或者畜生，一个女性的声音（芬特夫人或者安格丽卡）甚至问说这是真的吗，这时基姆正对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你看到我们必须对付的那种人了吧。

四点钟时，那个农民诗人走了，很快芬特夫人的妹妹又来了。晚饭的准备工作进入高速运作阶段。

五点到六点之间，有一堆电话打来，说他们不能来赴晚宴了，六点半时芬特夫人说她实在受够了，然后开始哭起来，回到楼上自己的卧室关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