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03/110页）

我问他那两个美国人叫什么名字。他只知道一个叫雷·帕斯特尔。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请他再说一遍，我可能都笑了，但这个德国人很严肃。再说，他已经很累，早就开不起玩笑了。他回去睡觉前从牛仔裤后兜里取出一小片纸，在上面给我写下几个字：雷·帕斯特尔。我想他应该是纽约人，他说。第二天，林克就搬到了美国大使馆，打算离开利比里亚，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想看看有没有雷·帕斯特尔的消息，可是这里一派混乱，再坚持下去似乎毫无意义。我离开时，林克正在大使馆的花园里拍照。我给他拍了一张，他也给我拍了一张。我拍的照片里，林克手拿相机站着，望着地面，好像草地上什么发光的东西忽然吸引住他的注意力，把他的眼睛从镜头里移开。他表情平静，忧伤而平静。在他给我拍的照片里，我的尼康相机挂在脖子上，我正盯着相机（我想）。我可能笑了，还做出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

三天后，我该动身离开了，可我已经走不出去。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告诉我，表面上，形势在趋于好转，但是交通混乱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却成反比关系。我离开了大使馆，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套。我在四处活动的几百名滞留者中寻找林克但没有发现他。我碰到一群新来的记者，他们刚到自由城，有几个人，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乘直升机从象牙海岸的某个地方来到蒙罗维亚。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已经正在考虑回去，每天都去大使馆看看有没有塞拉利昂的船位。

这时正好无事可做，把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写了也拍了，有人提出我们几个人去内陆走一走。当然，大多数人都拒绝了这个建议。《巴黎赛事》杂志的一个法国人同意去。我和一位路透社的意大利人也同意去。这次行程由在新闻中心厨房工作的一个家伙组织，他除了想赚笔钱，还想去看看自己的家乡，他已经有六个月没有回去了，虽然离蒙罗维亚只有十五或者二十英里。旅行期间（我们坐上一辆破败的雪佛兰，由厨师的朋友驾驶，备有一把突击步枪和两颗手榴弹），厨师告诉我他是马诺族人，妻子是奇欧族人，都是曼丁哥人的朋友（司机就是曼丁哥人），是克莱恩族的敌人，他诅咒克莱恩族是食人族，他不知道家人是死是活。混蛋，这个法国人说，我们应该回去，可行程已经过半，我和那个意大利人都很开心，想把最后剩余的胶卷都给消耗完了。

就这样，没有经过任何检查站，我们通过了萨默斯小镇、托马斯河小村，圣保罗河不时地出现在我们左边，有时又从视野里消失了。路况很差。道路时而从森林中穿过，那可能是古老的橡胶种植园，时而又沿着平原展开。在这样的平原上不用看也能猜到会有坡度平缓的山丘从南边升起。我们只穿越过一次河流，那是圣保罗河的一条支脉，从一座非常好的木桥上通过，朝照相机的眼睛自动呈现出的惟一的东西就是大自然，除了翠绿甚或奇异外说不上该怎么形容，不知为什么这让我联想起孩提时代的科连特斯省之行，但我同时也没有少说话，我对路易说：这里挺像阿根廷，我是用法语说的，这是我们三个人的通用语言，《巴黎赛事》的那家伙看着我说，但愿只是看着像阿根廷，这实在让我沮丧，因为我都不是冲他说的，我说了吗？他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阿根廷比利比里亚还要野蛮和更加危险吗？是说如果利比里亚人如果是阿根廷人的话，我们现在早就没命了吗？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他的这句话彻底扫了我的兴，我真想跟他理论个水落石出，但经验告诉我，这种争论你最终会一无所获，再说这个法国人对我们多数人决定不回去已经搞得很恼火了，他也需要找个机会出口气，不会只满足于不停地抱怨只想赚几个美元又能看家人的可怜的黑人。所以我假装没听见，但心里却诅咒他这个猴子操的家伙，我不停地跟路易说话，说来道去，我忘了说到什么时候才打住，总之是解释了比如树的名称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它们跟科连特斯的树一样古老，而且名字也一样，当然肯定跟科连特斯的树不是一回事。从路易的笑声和我们的伙伴们偶尔发出的笑声判断，我猜我如此热情洋溢突现出自己多么有才华，或者至少显得比真实的我更有才华，甚至更风趣，有种轻松自在的同志式的氛围，当然不包括那个法国人让－皮埃尔，他越来越闷闷不乐，我们把跟科连特斯的树如出一辙的树木抛在了后面，开始进入一片没有大树的光秃地带，只看到些零星的灌木丛，这些灌木也病恹恹的，沉默一次又一次被一只孤独的鸟儿打破，这只鸟叫啊叫，却得不到任何回音，后来我们开始紧张起来，路易和我，可是这会儿我们离目标已经那么近了，不可能再返回了，我们只有继续前进。

那个村子映入眼帘后，枪声很快响起来。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枪手，射击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但是等我们从弯道拐过去及时地来到黑溪镇时，我的朋友路易已经死了。新闻中心厨房工作的那个家伙的胳膊开始流血，他轻轻呻吟着，蜷缩在旅客座下。

我们也不由自主地趴到雪佛兰的车板上。

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做了什么：我试图救活路易，给他做了嘴对嘴的急救，然后又做了常规的救命抢救，最后那个法国人拍了下我的肩膀，用一根颤抖的脏乎乎的手指指着意大利人的左太阳穴，那里有一个橄榄大小的洞。这时我才意识到路易死了，后来再没有听到枪声，寂静只有被雪佛兰行驶时冲开的空气以及轮胎碾过通向小镇的路上的石头和沙子发出的声音打断。

我们在貌似黑溪镇主广场的地方停下。向导转过身说要去看看家人。他受伤的胳膊上缠绕着一条用自己的衬衣做成的绷带。我想那可能是他本人或者司机给包扎的，可我几乎想像不出来是什么时候包扎的，除非他们的时间感忽然与我们的断裂了。向导走后不久，那儿出现了四个老人，他们显然是被雪佛兰的声音吸引过来的。几个老人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盯着我们，躲在废墟中一所房子的屋檐下。他们显得很瘦，走动时带着病人特有的谨慎，其中一个赤裸着身子，就像金赛和罗斯福·约翰逊的克莱恩族游击人员，不过这个老头儿显然不是游击队的人。他们跟我们一样仿佛如梦初醒。司机看见了他们，但坐在方向盘后面没动，他大汗淋漓，抽着烟，偶尔瞥一眼手表。过了会儿，他打开车门，向老人们打了个手势，他们在屋檐的保护下毫无反应，动都没动，接着司机走出小车，开始检查发动机。他回到车上后作了很多让人不明白的解释，好像这车是我们的。他说的基本意思是前部有很多网眼似的洞。法国人耸了耸肩，把路易挪了挪坐在他旁边。我想他的哮喘病快要发作了，但他故作镇定。我从内心很感谢他这样做，我最讨厌歇斯底里的法国人了。后来一个青春少女出现了，她张望着我们，没有停就走了过去。我们看着她消失在通向广场的一条狭窄的街道。她走了后四周陷入绝对的寂静之中，必须使劲听才会听到类似阳光打在小车顶上的声音。没有一丝微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