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04/110页）

我们被骗了，那个法国人说，他说得很客气，于是我就说，射击已经停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是几个人伏击我们，也许是几个土匪跟我们一样被吓着了。真是混蛋，法国人说，这个村子都是空的。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广场上没有别人，觉得这很不正常，这个法国人也许说对了。我心里涌起的不是害怕而是愤怒。

我下了车冲着最近的一堵墙撒了很长一泡尿。我又走到雪佛兰前，看了眼发动机，看不出任何有碍我们离开这里原路返回的毛病。我给可怜的路易拍了几张照片。法国人和司机无言地瞧着我。后来，让－皮埃尔好像经过深思熟虑，请求我也给他拍一张。我痛快地拍了。我给他和司机拍了张，然后又让司机给我和让－皮埃尔拍了张，后来我又请让－皮埃尔给我和路易拍了张，但他却拒绝了，说觉得这样太病态了，我们之间正要萌芽的友谊再次破碎。我想我可能冲着他叫骂起来。我想他也冲我叫骂了。我们两个回到雪佛兰里，让－皮埃尔坐在司机旁边，我坐在路易旁边。我们在那里大概停留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让－皮埃尔和我说了好几次别管那个厨子了，得马上逃离那儿，可司机不听。

在等待过程中，我想我很不舒服地小睡了会儿，但毕竟还是睡了会儿，我可能梦见了路易而且得了可怕的牙疼。这疼痛比这个意大利人确凿无疑死了更令人感到痛苦。我醒来时浑身是汗，我看见让－皮埃尔头靠在司机肩膀上睡着了，司机已经在抽另一支烟了，直视着前方荒凉的广场上阴郁的黄色，步枪横放在膝盖上。

我们的向导终于来了。

他旁边走着一个干瘦的女人，我们乍一看差点当成了他母亲，最后发现是他老婆，还有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孩，穿着红衬衫蓝短裤。我们得把路易扔下才能走，让－皮埃尔说，大家都上来，座位就不够了。我们争执了几分钟。向导和司机站在让－皮埃尔一方，最后我也屈从了。我把路易的相机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把他的衣服口袋都腾空了。我和司机把他从车里抬出来放在像是一个茅草棚的东西下面。向导的老婆用自己的土语说了句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开口，让－皮埃尔转过身来望着她，请厨子翻译。厨子起先不太愿意，后来他说老婆说最好把尸体放在广场上的某个人家里。为什么？让－皮埃尔和我同时问道。这个女人显得那么沉默和恬静，虽然遭此蹂躏，仍然保持着一种雍容大度的气质，也许只是那一刻我们感觉如此吧。因为狗会吃了他，这个女人说，手指着停放尸体的地方。让－皮埃尔和我面面相觑然后笑了，是啊，法国人说，我们怎么没想到呢，这很有可能。我们又把路易的尸体抬起来，等司机踢开看上去已经脆弱不堪的屋门后，我们把尸体搬进一间地上塞满东西的房间。屋里堆满了席子和空纸箱，味道简直没法闻，我们放下那个意大利人后就立刻跑了出来。

司机发动好小车后我们全都颠了起来，除了那几个老人，他们还在屋檐下望着我们。我们上哪儿去呢？让－皮埃尔问。司机做了个动作好像是说别打扰他，或者在说他也不知道。我们要走另外一条路，向导说。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个男孩：他胳膊搂着爸爸的腿睡着了。我们去他们说的地方吧，我对让－皮埃尔说。

小车在那个小镇荒凉的街上行驶了会儿。我们离开广场后走上一条笔直的街道，接着向左拐去，雪佛兰慢慢向前移动着，几乎要刮着房子的墙壁、茅草屋顶的前檐了，最后，我们进入一片开阔地，那儿有个巨大的只有一层的锌皮货棚，大得像间仓库。货棚侧面写着几个字“泽－雷－帕有限公司”，用巨大的红颜色的字母写成，下面是：“玩具工厂，黑溪和布朗斯威尔”。这个破败的小镇叫布朗斯威尔，不是黑溪，我听让－皮埃尔说。司机、向导和我一直盯着货棚纠正了他。这个小镇就叫黑溪，布朗斯威尔也许在更东一点，让－皮埃尔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坚持说我们就是在布朗斯威尔而不是黑溪，这是个问题。雪佛兰穿过开阔地进入一条穿过密林的公路。现在我们才真正到非洲了，我对让－皮埃尔说，徒劳地想振作起他的精神，但他只是语无伦次地评论了句我们刚刚经过的玩具厂，算是回答。

整个行程持续了只有十五分钟。雪佛兰停顿了三次，司机说，凭这发动机，这算很幸运了，本来我们连布朗斯威尔都走不出去，如果有幸能走出去的话。后来我们很快发现，布朗斯威尔在一块空地上，不足三十户人家。翻越了四座光秃秃的小山后就到了布朗斯威尔。跟黑溪一样，这个小镇也是一片荒芜。雪佛兰的挡风板上写着“新闻”字样，引起仅剩的若干居民的注意，他们从长长的犹如厂房、算是镇上最大的一幢木房子的门口向我们招着手。两个武装人员出现在门槛上冲我们喊话。小车在几百尺远的地方停住，司机和向导下车去交涉。他们朝那幢房子走去时我想起让－皮埃尔对我说过，如果我们想救自己就应该跑进树林里去。我问厨子的女人那是什么人。她说是曼丁哥人。男孩头枕着妈妈的腿睡着，一线细细的涎水从嘴唇间流出来。我告诉让－皮埃尔，我们碰上朋友了，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这个法国人讽刺地回应了一句。但是从外表上，我看到那种镇定（一股暖流般的镇定）把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舒展开来了。我记得这个情景，这让我感觉很不好，但这时我也挺高兴。向导和司机跟那几个陌生人笑着。当向导和司机在刚才那两个人的陪同下向小车走过来时，又有三个人从长房子里出来，也是武装到牙齿，站在那里盯着我们。远处传来几声枪响，让－皮埃尔和我马上低下脑袋。后来我们抬起头，走出小车去迎接他们，其中一个黑人跟我打了声招呼，另外一个人几乎不看我，忙着揭开雪佛兰的车盖检查已经修不好的坏死了的发动机，这时我才觉得他们不是要杀了我们，我向长房子望去，看到六七个武装人员，有两个白人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个留着小胡子，拿着两部用像枪套般的袋子装着的照相机，也是个摄影师同行，这是很显然的，但那一瞬间，由于他还在远处，我没有认出这个大家无所不知的名人，我是说像这个行当里所有的人一样，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和作品，却从未见过他本人，甚至在照片上也没见过。另外一个人是阿图罗·贝拉诺。

我是雅各布·乌伦达，我说，声音有些发颤，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