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54/110页）

哈辛托这样说，但他还是不想给乌里塞斯的妈妈打电话，我说，我们不妨看看，我们来研究情况，这个女人才不关心自己的儿子是不是普希金或者安布罗斯·比尔斯呢。我可以替她设身处境地想一想，我也是个母亲，如果某一天哪个杂种杀了弗兰兹（上帝不许的），我不会觉得墨西哥（或者拉丁美洲）一个伟大的诗人死了，我会痛不欲生，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文学，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点，因为我也是个母亲，我知道有了自己的孩子后随之而来的那些无眠之夜、恐惧和担忧。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我发誓，就是打电话给她，或者去卫星市看看她，给她讲讲我们所了解的她儿子的情况。哈辛托说：她可能已经知道了，蒙特罗或许已经告诉她了。我说：你怎么就这样肯定呢？这时哈辛托不说话了，我说：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呢，还没有人说什么，好像乌里塞斯压根就没去过中美洲。哈辛托说：那倒是。我说：咱俩做不了什么，因为没人在乎，但我敢肯定他们会听他妈的，他们会告诉她是迷了路，哈辛托说，在她目前境况好些的时候，我们只会让她更加忧心忡忡，更加思来想去，你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会伤着你，他说，然后开始为弗兰兹准备吃的，在屋里走来走去。无知者无害，生活在无知中差不多就像生活在幸福中了。

我说：你说这种话的时候，还怎么自称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哈辛托，你还怎么自称是个诗人？你打算是要跟陈词滥调来场革命是吧？哈辛托回答说，坦率地讲他再也不可能发起一场革命了，但如果某天晚上他正好有兴致，跟陈词滥调作战，也不是什么坏主意，他还说，好像在尼加拉瓜失踪的是我，我如此忧心烦恼，他说，谁说乌里塞斯在尼加拉瓜失踪了，他可能压根就没失踪，他可能决定随心所欲地待在那里，因为，毕竟尼加拉瓜就像我们在1975年梦中向往的那样，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去那个国家生活。我又想起1975年来，那时弗兰兹还没有出生，我试着回想乌里塞斯和阿图罗·贝拉诺那时的样子，可是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哈辛托的脸，他的豁牙天使般的微笑，这让我对他充满了缠绵的感觉，让我马上就想拥抱他，就在这里，拥抱他和弗兰兹，告诉他俩，我很爱他们，可是马上我又想起了乌里塞斯的母亲，我想谁也无权不告诉她儿子在哪儿，她已经很痛苦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我又坚持让哈辛托给她打个电话，给她打个电话吧，哈辛托，把你知道的所有情况全告诉她，可哈辛托却说，他没有这个义务，他不是那种凭借不实传闻妄加推测的人，我说：你跟弗兰兹待会儿，我出去会儿马上回来，他没有吭声，默默地地望着我，我拿起包打开门，他说，至少尽量别大惊小怪。我说：我只想告诉她，她儿子不在墨西哥了。

拉斐尔·巴里奥斯，家中卫生间，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2年 9月。

我和哈辛托偶尔还有书信往来。他告诉我乌里塞斯失踪了。不过是在一封信里说的。他又从朋友埃弗伦·赫尔南德斯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这意味着此事挺严重，或者至少他认为很严重。埃弗伦是个年轻诗人，想师从本能现实主义者从事诗歌创作。我不认识他。他是我搬到加利福尼亚后出现的，但据哈辛托说，他的确是个不赖的作家。我说，寄几首他写的诗过来，但哈辛托只寄来几封信，所以我不知道他写得好还是坏，他写的是不是本能现实主义的风格，当然，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本能现实主义应该是什么风格。也许就是乌里塞斯写的那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墨西哥已经没有人听说过我们了，而且听说过我们的也嘲笑我们（我们成为他们不想走的道路的典范），也许他们不完全是错的。所以，偶尔撞上一个年轻诗人写或者想写本能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总是件好事。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埃弗伦·赫尔南德斯，哈辛托·雷克纳用自己的电话，或者他父母家的电话，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失踪了。我听完故事后说：他没有失踪，他只是决定待在尼加拉瓜，这完全是两码事。哈辛托说：如果他决定待在尼加拉瓜，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我去机场送过他，他没有不回来的意思。我说，冷静点，哥们儿，你好像还不了解乌里塞斯。哈辛托说：他失踪了，拉斐尔，相信我，他甚至都没有告诉母亲，你不知道她母亲到贝拉斯美术馆闹成什么样了。我说：天哪，哈辛托说：她认为那些农民诗人杀了自己的儿子。我说：太牛了。哈辛托说：你说得对。只要有人碰了一个母亲的孩子，她会变成个狮子。至少郝奇特尔是这样说的。

芭芭拉·帕特森，自家厨房，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2年 10月。

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很凄惨，可是当拉斐尔听到乌里塞斯出访尼加拉瓜未归时变得加倍凄惨。

一天，我说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拉斐尔什么也不想干。他不工作，不写作，不帮我收拾屋子，不买东西，他就会冲澡（没有别的原因，拉斐尔是很干净的，跟所有那些混账墨西哥人没什么两样），看电视到天亮，或者出去喝啤酒，跟社区那帮混账奇卡诺人踢足球。我回到家里时，往往发现他早已在门口，坐在台阶上或者地上，穿一件汗水浸透了的美国牌T恤衫，喝着他的泰卡特酒，跟朋友们，这帮脑瘫青少年吹牛，他们管他叫诗人哥们儿（他似乎也不介意），跟拉斐尔待到我做他妈的晚饭才走。拉斐尔跟他们说再见，他们必然会说，诗人哥们儿，再见，诗人哥们儿，我们明天回来看你，诗人哥们儿，这时他才会进家门。

我气得要爆炸了，我真的很生气，绝对很愤怒，我真想给他那可恶的煎鸡蛋里下毒，可我还是克制住了。我要再看看。我心里经常对自己说，他马上就要走出低潮期了。问题是，我知道，这个低潮期持续得太久了，准确地说，已经有四年了，尽管有很多瞬间还是挺美妙的，可糟糕的时候更多，我的耐心几乎快要到极限了。但我还在努力，我有时问他，你的日子过得如何（这个问题真蠢），他会说（他还能说什么？）挺好，不错，还行。我就问：你都跟这些孩子聊些什么？他就说：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传授人生的经验教训。这时，电视开着，我们谁也不说话，专心吃着我们的煎鸡蛋、我们的笋片、我们的西红柿片，我想你能谈什么人生的教训，你这个可怜的杂种，你这个可怜的变态狂，你何曾懂得过人生的教训，你这个可悲的吸血鬼，你这个可悲的失败者，你这个混账恶心鬼，如果不是我，你可能还在一座桥下面睡觉呢。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他，就这样。但是似乎连我瞥他几眼都会让他不高兴。他说：你看什么啊，白人姑娘，你想干吗？这时我就强挤出一丝傻乎乎的微笑，不作回答，开始刷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