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55/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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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真好，这两个小伙子不着急回去。我在一张小桌上摆好快餐，我们打开红辣椒罐头，我给大家分了牙签，我们倒上龙舌兰酒，然后几个人的目光相遇了。我们说到哪儿了，小伙子们？我问道，他们说：讲到圣迭戈·卡瓦哈尔将军的全身像，这位艺术赞助者和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老板，外面，大街上警报开始呼啸起来，先是警车的尖叫声，接着又传来救护车的警报声。我想到了死者和伤者，心里想那可能是“我的将军”，突然死了，受伤了，跟塞萨雷亚成了一片空白一样，我成了一个醉醺醺、容易激动的老人。后来我对两个小伙子讲，老板这个词只是说说而已，你们要熟悉塞萨雷亚的话，就会知道她一辈子从来没有过什么老板，也不曾从事过什么所谓的稳定工作。我说过，塞萨雷亚是一个速记员。她就干这个，她是个不错的秘书，可是，她的个性，也许还可以称之为她的怪癖，盖过了她的技能，如果不是因为曼努埃尔替她在“我的将军”那里找了份活儿，可怜的塞萨雷亚将在墨西哥城邪恶的底层随波逐流。后来我又问他们，是不是真的（真正地而且诚实地）没有听说过迭戈·卡瓦哈尔将军。他们说没有，阿马德奥，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干吗的？奥夫雷贡派还是卡萨兰派？是普鲁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将军的人还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我用世界上最忧伤的声音说，但同时又是奥夫雷贡的人。世上没有那么纯粹的事儿，孩子们，别自欺了，生活就是狗屎，“我的将军”忽然间成了一个伤员、死人，但他很勇敢。我开始聊起曼努埃尔给我们描述前卫城市也就是“尖锐城”的规划的那天晚上的事儿来，我们听了曼努埃尔的话后大笑，认为这简直是开玩笑，其实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尖锐城”是（至少在想像力的曲折小径上是可行的）曼努埃尔打算在一个将军的帮助下，在日本建造一座城市，完全可行，迭戈将军将协助我们建造，他说，后来我们有人问他妈的这人是谁（像这两个小伙子那天晚上在这里问我的那样），曼努埃尔就给我们讲了将军的故事，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在我们的革命中奋战并为自己挣得英名的故事，这些人赤裸裸地走进历史的旋风，穿着闪光和可怕的破衣走出来，就像“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那样，他进去时还是文盲，出来时已经坚信毕加索和马里内蒂是预言家，他说不清楚的那些事物的预言家，那些永远说不清的事物，小伙子们，不过我们对自己的任何事情从来都说不太清楚。一天下午，我们去办公室拜访将军。这是塞萨雷亚加入尖锐主义组织前不久。起先将军待我们有些冷淡，始终保持着某种距离。他也不起来欢迎我们，曼努埃尔介绍我们大家时，他几乎一言不发。但他把我们每个人逐个凝视了一遍，仿佛想看透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想：曼努埃尔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人成为朋友的？因为只消瞧上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将军跟在墨西哥城的革命洪流中经受过洗礼的其他战士完全不同，他表情强势、严肃、多疑、凶悍，就是说你不会把他与诗歌联系起来，当然，我很清楚，有强势、严肃、多疑甚至凶悍的诗人，比如迪亚兹·米龙，不过别让我又开始说起他们来，有时我情不自禁地觉得那些诗人和政治家，特别是墨西哥的，都大同小异，或者至少我想说他们都喝着同一个槽里的水。但那时我还年轻，很年轻，而且很理想主义，也就是说我还很纯，那种东西让我一往情深，所以我不能说立刻就喜欢上了迭戈·卡瓦哈尔将军。后来发生了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然后一切都变了。当将军用凝视的目光把我们刺了一遍，坐在那里耐心地听完曼努埃尔的开场白后，显得既疲倦又警觉，他传来一个警卫，一个他叫埃基塔提沃的雅基印第安人，命令他上些龙舌兰、面包和干酪。全部的东西就这些了，将军就是挥舞着这把魔杖赢得了我们的心。我这样说听上去有些傻，连我自己都觉得挺傻，可当时，只消把桌上的文件清理掉，叫我们别不好意思，然后把椅子拉过来，将军便彻底解除了我们可能存有的任何保留或偏见，你不难想像，我们所有的人围着那张桌子开始喝酒，吃起面包和奶酪来，后者，据“我的将军”说，是法国习惯，这时曼努埃尔又在这里（随处）附和将军了，当然，这是一种法国习惯，这种习惯在坦普尔大道外带壁炉的人家，以及圣德尼斯街一带很常见，曼努埃尔和“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开始聊起巴黎，以及巴黎人吃的面包和干酪，巴黎人喝的龙舌兰，你几乎难以置信他们喝的东西有多好，那些跳蚤市场附近的巴黎人喝的东西有多好，好像就跟在巴黎一样，或许我这么认为，他们说的一切都发生在某些街道或者地方附近，但从来没有发生在某条特定的街道或者一个特定的地方，这是因为，我后来才发现，曼努埃尔压根就没有去过这个阳光之城，“我的将军”也没有去过，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对那个遥远和想像中令人陶醉、物品琳琅满目的大都市表现得那么迷恋或者充满激情。既然我们说到这点了，那我就不妨交个底：我和曼努埃尔的友谊渐行渐远之后，一天早晨，我在报上看到他要去欧洲了。文章说诗人曼努埃尔将离开韦拉克鲁斯去阿弗尔。报上没有说这位尖锐主义之父就要去欧洲，或者这位墨西哥先锋派的重要诗人要去旧世界了，而只说到诗人曼努埃尔。也许都没有说是诗人，可能只是说曼努埃尔先生、学者，要去一个法国港口，在那里将继续他的意大利本土之行，搭乘其他交通工具（火车、马车！），担任墨西哥驻罗马大使馆领事或者副领事或者文化专员的职务。嗯。我的记忆力已无法同昔日同比。有些事情我已经忘了，我得承认。但是，那天早晨，我读了几句后才明白曼努埃尔终于就要见到巴黎了，我很高兴，我感觉自己胸中洋溢着某种快乐，虽然曼努埃尔再也不把我当朋友看了，虽然尖锐主义已经死亡，虽然生活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我们在街上已经不容易认得出对方。我想了想曼努埃尔，想了想巴黎，我从未去过巴黎，但梦中去过一两次，我仿佛觉得他的旅行是在向我们辩白，而且，以某种隐晦的方式还我们以公道。当然，“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从未离开过墨西哥。他于1930年被杀害，在一次至今还笼罩在神秘中的伏击中不幸身亡，那是在一家叫“红与黑”的妓院后院，当时这个妓院位于哥斯达黎加大街，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它的后台是内务部一个大佬，或许只是据说如此。死于这场火并的有“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他的一个警卫、三个来自杜兰戈州的枪手、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据说后者是个来自西班牙、名噪一时的妓女。我参加了将军的葬礼，在从公墓出来的路上碰到李斯特·阿苏比德。据李斯特（当时也去欧洲旅行过）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给“我的将军”设了一个陷阱，这与报纸上的说法完全相反，新闻报道倾向于认为，妓院发生了一场小型战斗或者上演了一场与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的激情犯罪。据李斯特说，他本人与这家妓院很熟，“我的将军”喜欢去那间最偏僻的房间搞女人，那间屋子不是很大，好处是在这幢楼的后面，远离喧闹，在院子的喷泉附近。办完事后，“我的将军”喜欢走出去到小院里吸支烟，想着性交后的悲哀，折磨人的肉体烦恼，想着自己还没有读过的书。李斯特说，杀手们守在通向各主要房间的过道里，他们控制了院子的每个角落。这意味着他们非常熟悉“我的将军”的习惯。他们等啊等，等着“我的将军”操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这是业余爱好型妓女，或许这是我的理解，因为她有很多引退的机会，她完全可以选择自由。离奇的事情发生了。据说，那次风流快活漫长而细致，好像小天使和丘比特们想让罗萨里奥和“我的将军”充分地享受一番最后的男欢女爱，或者至少让他们代表墨西哥人最后在地球上待一待。几个小时过去了，萨罗里奥和“我的将军”干着如今的年轻人或者并不那么年轻的人称为打蛋、骑马、扑腾、戳刺、操蛋，或者犁田、草中翻滚或者绕跑道数周的情趣游戏，然而这次长跑却永远地将他们送进了天堂。其间，杀手们一直等待着，都已经等得厌烦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将军”，这位习惯的动物，手枪插在皮带上或者搁在口袋里，或者就别在裤子和肚子之间走进院子。当“我的将军”终于走出来吸烟，这时射杀开始了。据李斯特说，“我的将军”的警卫已经在毫无招架之力的情况下被宰了，所以当这场舞蹈开始时，力量对比是三比一，杀手的优势是乘其不备。但“我的将军”是个纯粹的男人，他的反应仍然极佳，事情办得并没有那么顺利。最初几枪让他吃了一惊，但他还是胆气十足拔枪还击。据李斯特说，“我的将军”本来完全可以把他们逼向绝路，因为，如果说杀手们占据了一个难以攻克的位置，我的将军藏匿的喷泉背后这个位置同样有利，双方都不敢率先动手。然而，这时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却从房间走出，她被外面的响声惊了出来，一颗子弹随即要了她的命。后来的局势就不清楚了：“我的将军”也许跑过去帮她，把她转移到安全之地，或者意识到她已经死了，愤怒盖过了良好的判断力，他站起来提着燃烧的枪向杀手扑过去。这是昔日墨西哥将军们赴死的经典方式，小伙子们，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他们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阿马德奥，这听着像是一场电影。我又想起“尖锐城”，想到它的博物馆、酒吧、露天剧院和报纸，它的学校、收留漫游诗人的宿舍，博尔赫斯、特里斯坦·特萨拉、维多夫罗和安德烈·布勒东睡觉的地方。我仿佛又看见“我的将军”在跟我们聊天。我看见他在制订方案，看见他站在窗户旁边喝酒，看见他在接待拿着曼努埃尔写的一封推荐信走进来的塞萨雷亚，看见他在读塔布拉达的一本小书，也许那本书里就有塔布拉达的诗句：“在可怕的天空下/为了守望那颗孤单的星星/夜莺在歌唱。”我说，小伙子们，这句诗好像在说，我看见了我们的挣扎和梦想在同样的失败中纠缠在一起，那个失败被称为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