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73/110页）

十五天后，我们回到锡尔弗拉多。一天下午，我在街上碰到约翰，我告诉他，如果他还一个劲儿地给我打电话骚扰，我会杀了他，约翰道歉说他爱过我，但现在已经不爱了，也不会再给我打电话。那段时间，我的体重维持在一百磅，既不减也不增，妈妈很高兴。她跟那个工程师的关系挺稳定，甚至开始谈论结婚的事，尽管妈妈总是显得并不着急。她在拉古纳海滩开了一家墨西哥手工艺品商店，生意上赚的钱不多，但也不怎么赔，她真正想要的是那种社交生活的氛围。舒瓦茨先生死后一年，舒尔茨夫人又病了，必须住进洛杉矶的一家医院。第二天我就去看她了，当时她正睡着。医院位于城中心的威尔什尔林荫大道，离麦克阿瑟公园不远。妈妈有事得走了，我想待到舒瓦茨夫人醒来。可是车不好办，如果妈妈走了我还留在这儿，谁带我回锡尔弗拉多呢？在走廊里商量了很长时间后，妈妈说她可以在晚上九、十点之间来接我，如果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耽误了，她会打医院的电话找我。她走之前让我答应不要走动。我不知在舒瓦茨夫人的病房里待了多长时间，我在医院食堂吃过饭，跟一个护士聊了半天。那个护士名叫罗萨里奥·阿尔瓦雷斯，她出生在墨西哥城。我问她在洛杉矶生活得怎么样，她说每天都不一样，有时可能挺好，有时又很糟，不过要是不踏实工作，你怎么出人头地。我问她，离开墨西哥多久了？很长时间了，她说，我没有钱去缅怀故乡。后来我买了份报纸，又回到舒瓦茨夫人的房间。我坐在窗户旁边，在报上寻找博物馆和电影。奥尔瓦莱多街的影院有一场电影，我忽然很想去看看。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奥尔瓦莱多街离医院不远。可是，我走到售票窗口时又不想看了，然后继续往前走去。人人都说洛杉矶不是个适合散步的城市。我沿着皮科大道向巴伦西亚大街方向走去，然后又左转，沿巴伦西亚大街折回威尔什尔林荫大道，总共步行了两个小时，从从容容，有时在某些乏味的建筑物前停留片刻，有时又仔细观察会儿往来的车流。十点钟时，妈妈从拉古纳海滩回来，我们就走了。第二次去看舒尔茨夫人时，她已经认不出我。我问护士有人来看过她没有。护士说早上有个老妇人看过，我来时她刚走。这次我是开那辆日产车来的，因为妈妈和那个刚到的工程师带着他的车去拉古纳海滩了。据我聊过的那个护士说，舒瓦茨夫人衰弱得很快。我在医院吃了饭，在病房里坐了会儿，沉思默想，直到六点钟。后来我开上日产车绕着洛杉矶兜了一圈风。前座置物盒里有一张地图，在转动打火器的钥匙之前，我仔细地研究了一番。我发动车子离开医院。我知道我走过市政中心、音乐中心、桃乐丝音乐厅。后来我又向回声公园开去，在日落大道上汇到车流里。我不知道这样行驶了多久。我只记得从来没有离开过车，到比华利山后下101高速路，然后沿辅路蜿蜒而行，最后来到圣塔莫尼卡。到了那儿，我又开到10号州际公路或者圣塔莫尼卡高速路，然后驶回城里，然后上11号高速路，驶过威尔什尔林荫大道，但我再往前走了一段，到第三大街才停下。我回到医院后已是晚上十点，舒瓦茨夫人已经去世了。我想问问她去世时是不是一个人，但决定还是什么也别问的好。她人已经不在房间，我在窗户边坐了会儿，喘着气，平抚着圣塔莫尼卡之行带来的紧张。一个护士过来问我是不是舒瓦茨夫人的亲属，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是她的一个朋友，我只想平静一下，就这样。她问我平静了没有，我说好了。后来我就起身走了。我回到锡尔弗拉多时已经是凌晨三点。

一个月后，妈妈跟工程师结了婚，在拉古纳海滩举行婚礼，工程师的孩子们都到了，我的一个兄弟、妈妈在加利福尼亚认识的一些朋友也来了。他们在锡尔弗拉多住了段时间，后来妈妈卖了拉古纳海滩的手工艺品店，去瓜达拉亚拉住了。有一度我不想离开锡尔弗拉多。妈妈不在，家似乎比以前宽敞多了，安静多了，也冰凉多了。舒瓦茨夫人家空了一段时间。每天下午，我就开着日产车去镇上的一家酒吧，喝杯咖啡或威士忌，重读已忘了情节的小说。在酒吧碰到一个在森林服务处工作的家伙，我们很快就睡在一起了，他叫佩里，认识些西班牙语单词。一天晚上，佩里说我的阴部味道异常。我没有理他，他以为冒犯了我。我冒犯你了吗？他问，如果冒犯了，实在对不起。我想的是别的事儿，别的脸庞（如果脸庞可以想的话），他并没有冒犯到我。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都一个人待着。我每个月去银行兑换一次妈妈寄来的支票。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清洁房屋，扫地、擦地，上超市买东西做饭，洗碗，修整小院。我不给任何人打电话，我接到的惟一的电话也是妈妈打来的，另外每周一次接到父亲或者某个兄弟打来的电话。情绪不错的时候，我会在下午去一家酒吧，不好的时候就待在家里，坐在窗边读书。只要抬起眼睛，从我坐的地方就能看到舒瓦茨家那幢空空荡荡的房子。一天下午，一辆小车停在那幢房子前，一个穿着夹克打着领带的男子从车里出来。他有钥匙。他走进屋去，十分钟后又出来。他不像是舒瓦茨家的亲戚。几天后，又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回来看房。他们走了后，其中一个女人打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房出售。后来，隔很多天才有人来看房，但是，一天中午，我在院子里忙的时候，听到有孩子们在喊叫，我看见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在一个曾来过那里的女人的带领下走进那幢房子。我马上明白了，他们可能要买下那幢房子，我站在院子里，还戴着手套，像个盐柱似的站着，我想我离开这里的时刻也到了。那天晚上，听着德彪西的音乐，想着墨西哥，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就想起了我的小猫齐亚，最后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让她在墨西哥城给我找份工作，什么都行。我告诉她我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一周后，妈妈和她的新任丈夫来到锡尔弗拉多，两天后，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飞回墨西哥城。我先在索娜罗莎的一家画廊上班。挣的钱不多，但工作不那么辛苦。后来我又去了一家叫经济文化基础出版社的英国哲学部工作，我的职业生涯终于安定下来。

费里佩·穆勒，坐在马托雷尔广场的一把条椅上，巴塞罗那，1991年10月。

我几乎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个故事是阿图罗·贝拉诺讲给我的，因为他是我们当中惟一喜欢读科幻小说的人。这篇小说的作者是西奥多·斯特金［51］，或者阿图罗声称是此人，但也可能是别人，甚至是阿图罗本人。西奥多·斯特金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