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75/110页）

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我所谓的各种尝试吧。最初，这些尝试的内容不过是旅行和四处看看，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潜意识里最渴望到西班牙一游。这才是我渴望获得的东西，正如不朽的贺拉斯所说。很自然，我办了一份杂志。我是出资人又是编辑，是出版商又是著名诗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石头和草木都有诸多价值呢，但语言的价值更大。”

我的刊物也是免税的，就是说负担较轻。干吗要自寻烦恼呢？细节在诗歌中是无足轻重的。我的原则，从来就是如维吉尔所说“让我们咏唱更伟大的事物吧。”你得深入到骨髓，到精华，到本质。我办了份杂志，我还负责一家律师事务所，有很多专办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律师和行家里手，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事务所。每到夏季我经常四处旅行。生活很美好。然而，有一天我心里对自己说，赫塞，你去过世界各地：“新的生命从这里开始”。该到踏上西班牙的阡陌小径的时候了，尽管你不想成为但丁，该到踏上我们这个国家道路上的时候了，它们如此破败不堪，饱受了如此漫长的痛苦，却仍然鲜为人知。

我是一个行动家。说到做到：我买了个旅行车就出发了。你好！再见！我横穿整个安达鲁西亚。格拉纳达太美了，塞维利亚太可爱了，科多巴太崎岖了。但我需要走得更深入，我想溯本求源。找不到对头的路径，我这个法学博士兼犯罪律师的心是不会安定下来的：所谓的“法律乃良善允正之术”，“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事”，这是我心中幻影的根本。一切都始于那个夏天。我心里不断重复着甜美的贺拉斯的话：“说出去的话就像放出去的箭”，一言既出，就收不回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存在漏洞。但对诗人而言却并非如此。我第一次外出旅行回来时兴奋不已，同时又有些怅惘。

不久，我跟妻子离婚了。没有争吵，谁也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幸运的是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有足够的判断力理解我，特别是大的那个。留着托萨的公寓和房子吧，我说，就此结束了吧。我的妻子接受了，很让人意外。我们把剩下的事情交给几个她信得过的律师去处理。“在公共领域无重于法律者，在个人方面则以遗嘱最可靠。”尽管为什么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意志跟离婚有什么关系？我的噩梦正在将我击败。无论如何，“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这意味着为了求得我们最渴望的宝贵的自由，在法律面前我们都要做奴隶。

忽然，我的精力充沛至极。感觉青春焕发：不再抽烟，每天早上跑步，殷勤地参加了三个法律会议，其中两个是在古老的欧洲大都市举行的。我的杂志也没有萧条，恰恰相反，那些从我的慷慨馈赠中获得活路的诗人，都获得了明显的关注。如同西塞罗说的：“真正的友情才能永久”，我想。后来，仿效一个显然是自信得过了头的先例，我决定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印制费很昂贵，共有四篇文章评论了这本书，除了一篇，其他几篇的评价均属负面。我把一切都归罪于西班牙和我的乐观主义以及永远不变的嫉妒法则。“掀起仇恨犹如点燃烈焰一般。”

夏天到来时我又上了旅行车，前往我先辈的大地漫游，或者换句话说前往翠绿原始的加利西亚。我的心绪极佳，凌晨四点钟，嘴里还喃喃念着那位不朽和晦涩的葛维铎的诗。一到加利西亚，我就开始漫游它的酒庄，品尝葡萄酒，跟当地的水手聊天，因为“从最微小的事物可以窥见自然的伟大”。后来我又进入山区，前往那片神奇的大地，我的意志更加坚强，我的感觉更加灵敏。我一般住在营地，因为一个宪警军官告诫我沿偏僻公路或者乡间道路露宿非常危险，特别是夏天，因为经常会遇到地痞流氓、巡回演出的歌手和参加聚会的人，沿着夜间雾蒙蒙的道路，从这个俱乐部游历到另一个俱乐部。“爱冒险者将毁于此”，而且营地也不赖，在看地图的时候，我很快就估算出在这种地方我可能会发现、观察到甚至可以分类的情感和热情的价值。

正是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漫游期间，发生了我如今视为我的故事的核心的部分。或者说至少只是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我全部忧伤、失败的故事中快乐和神秘的部分。“世人中无人是幸福的”，普林尼说。而且：“幸福对于一个人而言是最好的，对人类的审判者则否。”不过言归正传。我说了，我来到卢戈省卡斯特罗维德附近一个营地，那是在遍地荆棘和灌木的山区。我随时读书、做笔记、积累着知识。“闲暇而无著述便是死亡和死者的入葬。”尽管这听上去可能很夸张。简言之（而且说实话）：我已经无聊得要死。

一天下午，我走进一片无疑会让研究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地方，我就要描绘的不幸发生了。我看到一群野营者正在往山下走。从他们脸上惊愕的表情看，无须多聪明也能断定出什么不祥的事儿了。我向他们招了招手，示意停一停，告诉我怎么回事。原来他们中一个人的孩子跌到山里的峡谷、深坑或者裂缝里了。作为一个办犯罪案件的律师，经验告诉我，我们得尽快采取行动，“实事求是，勿讲空话”。于是，其中一半人继续往营地赶时，我跟另一拨人攀着陡峭的山峰向他们宣称不幸发生的地方走去。

那道裂缝深不见底。一个营员说这儿叫魔鬼嘴。另一个人说当地人声称这儿其实是魔鬼或者它在地球上的化身的栖息之所，我问那个失踪孩子叫什么名字，一个营员说：埃里法斯。事情已经够离奇了，可是，他的回答让此事变得尤其不祥，因为裂缝并不是每天都吞掉一个名字这么奇异的男孩。真叫埃里法斯吗？我喃喃地问。是叫这个名字，刚才讲过话的一个人说。别的人，多半是些没有太多文化的办公室工人和来自卢高省的政府职员，他们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喜欢沉思默想，但也是个行动家。“不进则退”，我记得。我爬到裂缝的边缘大声喊着男孩的名字。听到的却是可怕的回音：一声喊叫，我的喊叫声，从大地深处折了回来，发出令人血液寒栗的回响。一阵冰凉的激灵穿过我的脊梁，但为了掩饰它，我想我笑了，并且告诉伙伴们这个洞穴非常之深，建议不妨把我们所有人的皮带系在一起，连成一条吊绳，让我们中的某人，当然是分量最轻的那位了，往深坑里吊进去几尺。我们开始合议起来。大家吸着烟。倒是没人否决我的建议。过了会儿，那帮刚才继续朝营地走去的人带着第一批帮手和必要的吊沉工具回来了。“热情而勤奋者全力以赴做所有的事”，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