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81/110页）

那时，我想，皮奥的小说我已烂熟于胸，“对书本亦应有所节制”，可我还是一无所悟。表面上看我的生活好像一如既往还在平庸的现实世界里打发着，但我知道我已步入毁灭之地。

我终于染上一种致命的疾病，并且停止了工作。在为了重新赢得已经丧失的身份进行最后的搏击时，我想确保让他们把巴塞罗那城市奖颁发给我。“多关注名誉，少关注品性。”了解我健康状况的人以为我这是想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获得死后才会得到的承认，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艰难的使命。我只想本色地而不想听着深穴边的动静死去，加泰罗尼亚人只懂得对他们路子的东西。

我立了份遗嘱。我把自己的世俗财产分给了家里的女人和两个我深爱的放荡女孩，这笔财产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巨大。我不愿想像女儿们发现自己必须与两个街头女郎分享我的金钱时脸上露出的那副表情。“一如吸食毒品。”然后，我坐在黑洞洞的办公室里，看着柔弱的肉体和坚强的思想从我面前经过，仿佛出现在一幅立体画中，仿佛彼此厌恶着对方的丈夫和妻子，我又看见坚强的肉体和柔弱的思想手拉手经过，这是另外一对夫妇，我看见他们在一个很像城堡公园（尽管有时它更像丘塞佩·加里鲍尔迪广场附近的加尼科洛公园）的园子里漫步，很疲惫但仍然坚持不懈，迈着癌症病人或者前列腺患者的步子，衣冠楚楚，身上笼罩着可怕的尊严的光环，坚强肉体和柔弱思想从右走向左，柔弱肉体和坚强思想从左走向右，每次交叉而过时他们会互相打招呼，但并不停下来，打招呼是出于礼貌或者别的时候散步时认识了的缘故，那种相识可能很浅淡，可是我想：天哪，聊吧，聊吧，彼此说话吧，对话是打开任何大门的钥匙，“话如泉涌一般”，可是柔弱思想和坚强思想只是点点头，也许他们的配偶只是用眼皮鞠个躬（眼皮是不会鞠躬的，托尼·梅利拉有一天告诉我，但他完全错了，眼皮当然会鞠躬，眼皮还会下跪呢），骄傲得像母狗，柔弱肉体和强壮肉体，一起沉入命运的严峻考验，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这样讲完全不知所云，但是温柔得像在山腰失踪的母狗。

后来我住进巴塞罗那的一家医院，再后来又转到纽约的一家诊所，一天晚上，我内心深处加利西亚人的劣根性油然而起，我拔掉各种管子，穿好衣服，踏上罗马去旅行，在那里住进我朋友克劳迪奥·帕勒默·里兹医生工作（他利用自己有限的业余时间写诗）的英伦医院，经过数不清的化验和侮辱（跟在巴塞罗那和纽约的遭遇一样），诊断结果是我只有几天日子可活了。“谁挖洞，谁便栽进去。”

于是我就到这儿了，再没有力量返回巴塞罗那，也没有勇气永远地离开医院，尽管每天晚上我都穿戴整齐出去，在罗马的月光下散步，很久以前我第一次见识时很欣赏的月光，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那时我天真地以为这月光很开心、永远不会迷茫，而今天我只能用阵阵歇斯底里的怀疑回忆了。我的脚步引领着我，坚定有力，沿着克劳迪娅街走到罗马竞技场，然后沿着黄金宫大街走到梅塞纳特街，然后向左转，经过博塔街，沿着特雷安诺浴场继续走去，就在这里我步入了地狱。“走向了毁灭。”这时我听到好像从那个深穴的嘴里放出的类似阵阵狂风的嚎叫声，上帝保佑，我努力理解其中蕴藏的语言含义，但一无所获，任凭我如何努力。有一天，我跟克劳迪奥谈起这事儿。医生，我说，每天晚上我出去散步，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幻觉。你看见什么了？这位诗人医生问。倒没看见什么，全是幻听。那你听见什么了？这位肃穆的西西里后裔问，看上去心情明显释然。嚎叫声，我说。嗯，考虑到你的健康状况和敏感，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说属于正常。稍安勿躁。

无论如何，我没有把自己经历过和想到的一切全告诉这个无动于衷的克劳迪奥。“无知令人盲信，多识引发恐惧。”比如，我没有告诉他家里人还不知道我的健康状况。比如：我没有告诉他我严禁家人来看望我。比如：我没有告诉他绝对有把握自己不会死在他的医院里，会在某天晚上死在特雷安诺公园里，掩藏在灌木丛中。我能拖着身子，我能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到我最后栖身、满是树叶的隐蔽之地吗？别人，如罗马的恶棍，罗马的妓女，罗马的精神变态狂，会在燃烧的灌木中掩藏掉我的尸体，湮没他们的犯罪证据吗？无论如何，我知道我不是死在浴室就是公园。我知道这个巨人或者巨人的影子将随着从黄金宫释放出来并在整个罗马弥漫开来的嚎叫声收缩掉，那犹如一团不祥的黑云的嚎叫声，我知道这个巨人会说或者喃喃地嘟囔：救救这个孩子，我知道不会有人听到他的恳求。

诗歌就到此为止吧，这个陪伴我多年的靠不住的恶毒皇后耶洗别［55］。“闻起来有股燃烧灯油的味道［56］。”现在还是讲一两个笑话的好，但此时此刻我只能想到一个，只能想到一个。而且，还是一个加利西亚人的笑话。也许你已经听说过。一个人行走在森林中。比如我，走进一片像特雷安诺公园或者特雷安诺浴场这种地方，但面积比它们大一百倍，而且不曾遭到过破坏。这个人走进森林去散步，我也走进去散步，从这片森林穿越过去，途中我碰到五万个加利西亚人，他们边走边哭。我站住（一个和蔼的巨人，一个最后一次显得有趣的巨人）问他们为什么要哭。一个加利西亚人停下说：因为我们太孤独了，我们迷失了方向。

21

丹尼尔·格罗斯曼，坐在阿拉米达的一把条椅上，墨西哥城联邦区，1993年 2月。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我回到墨西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他的情况，打听诺尔曼·博尔斯曼的消息，想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父母告诉我，他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书，他大量的时间都待在安格尔港附近租的一个地方，那里没有电话，他窝在里面写作、思考。后来我又给其他朋友打了电话。我询问了许多事儿。我常出去吃晚饭。所以我知道他跟克劳迪娅的关系已经结束了。现在诺尔曼一个人生活。一天，我在一个画家那里见到克劳迪娅，我们三个人，克劳迪娅、诺尔曼和我，少年时代就认识这个画家。我推算，那时这个画家顶多只有十六岁。那时我们都说他将来会很了不起。晚餐非常可口，正宗的墨西哥菜，我想这是为了给我接风，为了欢迎我长久别离后又回到墨西哥，后来，我和克劳迪娅走到露台上，我们抱怨着主人，打趣着他。克劳迪娅还是那么迷人。还记得这个傻瓜怎么经常发誓说他比帕伦还出色吗？结果比奎瓦斯还差劲！我不知道克劳迪娅此话是否当真，她从来都不喜欢奎瓦斯，但她经常见这位画家，亚伯拉罕·曼苏尔，亚伯拉罕在墨西哥艺术界已经颇有名气，他的画远售美国，但肯定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前途无量的孩子，那个我和克劳迪娅、诺尔曼在70年代的墨西哥城就认识的孩子，想起他来我们都感觉有些微屈尊，因为那时他比我们还小两三岁，那个年代，作为艺术家的化身或者艺术家的领头人，差几年时间是有区别的。总之，克劳迪娅已经不再那样看他了。我也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不指望他有什么大出息了。看他那圆圆胖胖的样子，不就一个墨西哥犹太小矮个嘛，有很多朋友，很多钱罢了。其实，他跟我这个高高瘦瘦的失业犹太人没什么两样，跟美艳夺目的阿根廷后裔、墨西哥犹太人、在墨西哥城一家最大的画廊做公关的克劳迪娅没什么两样。大家都大睁着眼睛，困锁在一个黑暗的过道口，动也不动，就那么等着而已。当然这样说也许稍嫌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