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82/110页）

那天晚上，至少我没有求全责备或者批评、取笑这位画家，他好心好意邀请我吃晚饭，尽管请我过去纯粹是为了炫耀，席间谈论的全是他在达拉斯或者圣地亚哥举办的画展，听人说这些城市现在差不多已经属于墨西哥了。后来我和克劳迪娅以及她的情人走了，那人是个律师，可能比她大十岁甚至十五岁，离过婚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是一家德国公司驻墨西哥分部的头儿，对一切都显得忧心忡忡的。我忘记克劳迪娅对他的昵称了，不久，他们又分手了。克劳迪娅过去就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故，她的男朋友没一个能维持一年以上的。我们其实很少交流。我们从不说严肃的事儿，从不过问彼此本该过问的事儿。那天晚上我印象最深的是饭菜，吃得津津有味，这位画家和他的朋友们的部分作品散放在巨穴似的起居室里，我还记得克劳迪娅的笑脸、墨西哥城黑暗的街道，以及回父母家的路程，距离没有我想的那么近，我在父母家一直住到诸事都办妥了。

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去了趟安格尔港。我是乘巴士去的，从墨西哥城坐到瓦哈卡，然后又换另一条巴士路线到安格尔港，终于到那儿时我已很疲惫，浑身疼痛，只想倒在床上好好睡一觉。诺尔曼住在城镇的边缘，在一个叫拉洛马的小区里。那是一幢两层的楼房，基底是水泥块，上面是木结构，屋顶铺着瓦，带一个长满枝繁叶茂的九重葛的小院。当然，诺尔曼没想到我会来，但是我们相见时，我感觉他是惟一对我归来觉得很开心的人。自从踏进墨西哥城机场后一直想挥去的那种疏离感，随着巴士不断深入瓦哈卡，在不知不觉间淡化了，我释然地确信自己又回到了墨西哥，而且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可是，我还不清楚如果这些变化真的出现了，是好还是坏，但几乎所有的改变都是如此，在墨西哥更是如此。诺尔曼的款待是那么慷慨，我们在海边泡了五天，在后廊挂在钉子上的吊床的阴凉中看书阅读，吊床一点一点滑落下来，最后我们的脊背都触着地板了，我们喝了很多啤酒，绕着拉洛马一个悬崖林立的地带漫步了很长时间，有时还关进海滨森林边的渔民小屋，盗贼随便一脚踢开道墙就能闯进那种小屋。我们敢说这一脚能踏出一个洞或者让整座小屋轰然倒塌。

那些小屋何其脆弱不堪，尽管我只是此刻才忽然想到这点，它让我老觉得很好笑，倒不是因为不安全或者简陋，而是因为某种隐隐约约的关心和预感，我也许没说太清楚。诺尔曼管这儿叫“度假胜地”，可在我逗留期间，没见一个人影上这儿的海边来游泳。那里的水很硬。白天其他时间我们都用来聊天了，特别是聊政治和国事，我们的角度虽然与众不同，但在我们看来现实似乎同样古怪，聊完后诺尔曼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写一篇论尼采的文章，打算在《墨西哥学派》杂志上发表。现在想来，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怎么交谈。就是说我们很少谈论自己。某天晚上我可能谈到过自己的情况。我可能给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在以色列和欧洲的生活，但我们从来没有互相交流着那样聊天。

我在那里待到第六天后，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出发去墨西哥城。星期一诺尔曼得在大学上课，我得找工作。我们开着诺尔曼的白色雷诺牌小车离开安格尔港，这辆小车只有当他去瓦哈卡时才会使用，因为在墨西哥城，他更喜欢乘公交车四处漫游。我们谈起尼采的《道德谱系》，诺尔曼每次重读都会发现（令他感到沮丧）这位哲学家和很快掌握德国政权的纳粹之间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点。我们谈论天气，谈论季节，我们谈论我已经疏远但还想用明信片一次又一次保持联系的人，我说会想念他们，而诺尔曼安慰我说我很快就会忘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聊起了克劳迪娅。我只知道我之所以意识到这点，是因为后来我什么也不说开始听他讲了。他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自从他开始在大学工作后很快就结束了，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分手的痛苦也没有大家预想的那么严重。你也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我说是，我知道。他又说从那时起他跟女人的关系就比较冷淡了。说完他笑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大笑的样子。路上看不到一辆车，只有树木、山丘和天空，以及雷诺车从空气中切穿过去的声音。他说他还跟女人睡觉，或者说他还喜欢跟女人睡觉，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很清楚自己在那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了。都有什么问题啊？我问。多了，很多问题，诺尔曼说。难道兴奋不起来吗？我问。诺尔曼笑了。是吗，硬不起来吗？我说。这只是一种症状，他说，还算不上问题。这等于回答了我的问题，你兴奋不起来。诺尔曼又笑了。他把车窗降下来，风扑吹着他的头发。他的肤色晒得黝黑。他好像还挺开心。我们两个都笑了。有时我确实硬不起来，他说，不过“硬起”这算什么话啊？不，是偶尔硬不起来，但那只是一种症状，有时连症状都不是。有时这不过是个玩笑，他说。我问他这段时间是不是没有找过任何人，这似乎是个自问自答的问题，诺尔曼说找过，在某种意义上找过，但他和这个女人都想再等等，克制着关系不要发展得太快了，这是一种建立在冰上的关系。这女人是个离了婚的哲学教授，带着两个孩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想像她长得很丑，或者至少没有克劳迪娅漂亮。

后来他又谈起孩子来，一般意义上的孩子，特别是安格尔港的孩子，问我觉得安格尔港的孩子怎么样，其实我丝毫不曾想过我们正抛在身后的这个镇子的孩子，我的意思是说，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时诺尔曼盯着我说：每当想到他们，我就放不下。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老萦绕着我。我想：他最好盯着高速公路而不要看着我，我又想：会出事的。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没有说：当心点开，我没有说：诺尔曼，然后呢？而是看着风景：树木、云朵、群山、连绵的山丘、回归线，诺尔曼已经在说别的事儿了，克劳迪娅做过一个梦，什么时候？不久前，一天克劳迪娅大清早来电话给他讲这个梦。这说明他们还是挺亲密的朋友。你知道梦见什么了吗？他问。伙计，你为什么要我替你解析这个梦呢？这个梦跟色彩有关，背景是一场战役，一场逐渐平息的战役，怎么解释都可以。但诺尔曼却说：她梦见了我们不曾有过的孩子。去死吧，我说。这就是这个梦的意思。那么照你说，这场逐渐平息的战役就是你们还没有生下来的孩子了？差不多吧，诺尔曼说，那是一场影子战斗。那颜色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残留物，诺尔曼说，一种劣质的残留物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