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84/110页）

这时诺尔曼看着我，我敢说他脸上的表情就跟十五六岁时一样，我们在高中认识时的那副表情，那时他还很瘦削，长着鸟儿般的脸蛋，留着长头发，眼睛非常亮，那微笑能让你顷刻间就喜欢上他，那是一种今天还在明天就会没有的微笑。就在这时那辆卡车莽撞地向我们冲来，诺尔曼突然转变方向试图躲过它，这时我们就飞起来了。诺尔曼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玻璃飞起来了。最后我们在该完蛋的地方全完蛋了。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普埃布拉的医院了，父母或者他们的影子在病房对面的墙上移动着。后来克劳迪娅来了，吻了吻我的额头，在床边陪着坐了几个小时，或许别人这样告诉我她坐了几个小时。几天后他们告诉我诺尔曼死了。又过了一个半月我出院了，跟父母住一起。常有我不认识的亲戚和已经忘记的朋友来看望。我不觉得烦扰，但还是决定搬出去自己一个人住。我在安苏雷斯区租了幢小房子，带卫生间和厨房，还有一个大屋，我渐渐开始绕墨西哥城长途散步。我一瘸一拐，有时还迷路，但步行对我有好处。一天早上，我开始找工作了。本来没这个必要，父母说他们可以养着我，直到我的身体更结实。我回大学找到诺尔曼的两个朋友谈了谈。他们见到我后好像挺惊讶，说诺尔曼是他们认识的最出色的人之一。这两个人都是哲学教授，库奥特莫克·卡德拉斯的支持者。我问他们诺尔曼怎么看卡德拉斯。支持他，他们说，尽管是以自己的方式，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但还是支持他的。说实话，当时我觉得自己寻找的并不是诺尔曼的政治脉络而是别的什么，究竟是别的什么连我自己都理不清楚。我还跟克劳迪娅吃了几次晚饭。我想谈谈诺尔曼，想告诉她我和诺尔曼从安格尔港回来的路上说了些什么，但克劳迪娅说，谈这些东西让她很伤心。不过，她接着说，你住院的时候，不断地复述着和诺尔曼的最后的谈话。我都说什么了？无非是神志不清的人都会讲的那种话，克劳迪娅说，有时你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现场情景，有时又迅速转变话题，让人不知所云。

任凭我如何努力，还是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一天晚上，我正睡觉时，诺尔曼出现在我眼前，让我不要紧张，还说他很好。后来，但我拿不准是在梦里还是在尖叫中醒来后，我觉得诺尔曼好像上了墨西哥的天堂，而不是犹太人的天堂，更不是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天堂。可那该死的墨西哥天堂究竟是什么呢？幸福的伪装？背后到底有何深意呢？不过是虚妄的姿态？背后到底隐藏着（出于生存的原因）什么呢？不久，我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了。一天晚上喝醉后，我想给在巴塞罗那的阿图罗·贝拉诺打个电话。我试打的那个号码的电话里有人告诉我这里没有住着这个名字的人。我跟阿图罗的朋友穆勒说起这事，他说阿图罗在意大利了。他在意大利干吗？我问。不知道，穆勒说，工作吧，我想。打完这个电话后我开始在墨西哥城找乌里塞斯·利马。我知道我得找到他，问他诺尔曼在最后的谈话中到底想说什么。可是在墨西哥城找人说起来简单，真找起来可不容易。

我来回奔波了好几个月，又是乘地铁，又是挤公交，又是给我不认识也不想认识的人打电话。我被抢劫了三次。起先，没有人听说过也不想听有关乌里塞斯的任何事儿。我聊过的人中有的说他已经沦为酒鬼和吸毒者了。他已经沦为连最亲密的朋友都感到震惊的恶棍。有的人说，他已经结婚了，整天待在家里。有的说他妻子是日本裔或者一个中国家庭的惟一继承人，在墨西哥城拥有众多连锁咖啡店。这些信息全都模糊不清，令人沮丧。

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有人介绍我认识曾跟乌里塞斯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女人。不是那个中国女人，而是更早的一个。

她很瘦，眼睛十分犀利。我们站在一个角落聊了会儿，她的朋友们都在吸可卡因，她说她有个儿子，但是跟另一个男人生的。乌里塞斯一直待他如父。

待你的儿子像父亲一样？大概是吧，她说。对我的儿子像父亲一样，对我也像父亲一样。我仔细看着她。我怀疑她是在跟我开玩笑。除了她的眼睛，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无助感。

后来她开始聊起毒品，也许她觉得这是惟一有讨论价值的话题，我问她乌里塞斯是不是吸毒上瘾。刚开始没有，她说，只是贩些毒品，但跟我在一起后就开始吸了。我问她乌里塞斯写不写东西。她没有理我，也许不想回答。我又问她是否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乌里塞斯，她说不清楚。他大概已经死了吧，她说。

在这一刻，我才发觉这个女人有病，可能病得相当厉害，我不知道还能跟她说什么，我就想快点离开这儿把她忘了。可我居然跟她待到（或者待在她附近，因为只要有她在那里，无论多久都让人无法忍受）天亮聚会结束了。后来我俩甚至一块儿离开，步行了几个街区，走到最近的地铁站。我们在塔库巴亚上了车。晚间那个时候乘地铁的人个个都好像得了病。她去了一个方向，我去了另一个方向。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们默默地坐了会儿。两个小伙子似乎累了，我也累了。恩卡纳西翁·古斯曼后来怎么了？一个小伙子忽然问了这么一句。这是我最不想听到的问题，但又是惟一能让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的问题。我回答得慢慢腾腾。或许我先用心灵感应的方式作答了，就像一个喝醉了的老人经常干的那样，接着我悍然张开自己的大嘴说：没什么，小伙子们。她没怎么样，跟帕布里托·莱斯卡诺或者我甚至曼努埃尔一样，没怎么样。生活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遗弃在我们想停留或者它方便丢弃的地方，然后就忘掉了我们，这本来也很正常。恩卡纳西翁结婚了。她太漂亮了，很难以一个老处女终了一生。一天下午，她出现在我们邂逅的咖啡店，邀请我们去参加婚礼时，我们都吃了一惊。也许这种邀请只是开个玩笑，她过来其实只是为了炫耀。当然，我们都祝贺了，说太棒了，恩卡纳西翁，太让人惊喜和意外了，后来我们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不过也许我们中有一两个去了。恩卡纳西翁的婚礼对塞萨雷亚有什么影响？我想是消极的吧，虽然你永远搞不清对塞萨雷亚来说事情究竟有多糟，但她不高兴，肯定跟这个有关。我们没有发觉，可当时一切都不可挽回地滑向悬崖的边缘。也许这样说太过了。那时我们都开始走下坡路了。没人想再攀回去，也许除了曼努埃尔，他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攀登，但此外没有第二人了。该死的生活是很苦涩的，不是吗，小伙子们？我问。他们说：我想是吧，阿马德奥。后来我又想起帕布里托·莱斯卡诺，不久他也结婚了，我参加了他的婚礼（那是一种市民仪式），我想起了新娘的父亲举办的那场盛宴，在一家会所举办的豪华宴请，这个会所已经不存在了，就在贝伦拱门附近，在德里西亚斯大街上，我想，盛宴前后都有婚礼乐手的表演和致辞，我看见帕布里托的前额被汗水浸得闪闪发亮，他朗诵了一首献给新娘和新娘全家的赞美诗，从那时起这个家就像自己的家，他开始朗读前先看了看我和我旁边的塞萨雷亚，朝我们眨眨眼，好像在说别担心，朋友们，你们永远是我的秘密之家，或许是我这样想，尽管我可能想错了。帕布里托的婚礼举办后没几天，塞萨雷亚就永远离开墨西哥城了。一天下午我们走出一家电影院时在路上不期而遇，其实这纯属巧合，不是吗？我出来时一个人，塞萨雷亚也是一个人，我们步行了一段路，聊了会儿电影。什么电影？我忘了，小伙子们，要是卓别林的东西的话也许会记得更清楚些，但确实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都喜欢这部影片，能告诉你们的就这些了，还记得电影院在阿拉米达的对过，塞萨雷亚和我先是步行穿过阿拉米达，然后向城中心走去，我记得不知什么时候我问起她的生活来，她说就要离开墨西哥城了。后来我们又谈到帕布里托的婚礼，谈话中又引出恩卡纳西翁。塞萨雷亚参加过她的婚礼，我问她怎么样，说说吧，她说非常精彩，非常感人，就说了这些。而且，跟所有的婚礼一样也很伤感吧，我又补充了一句。不，塞萨雷亚说，我这样告诉两个小伙子，婚礼并不让人觉得伤感，阿马德奥，她说，婚礼都是很幸福的。可说实话我就对谈论塞萨雷亚的情况感兴趣，恩卡纳西翁就免了吧。杂志怎么样了？我问。本能现实主义怎么样了？我问到这个时她笑了。我还记得她的笑声，小伙子们，我说，当时夜幕已经降临墨西哥城，塞萨雷亚笑得像个鬼魂，就像她后来变成的失踪者，那笑声让我的心脏都惊悸了，这笑声让我就想快点逃离她，同时又让我明白了，丝毫不必怀疑，我无处可逃。后来我又想起问她打算上哪儿去。我以为她可能不愿意讲，塞萨雷亚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可她居然告诉我了：去索诺拉，她本来就来自那片大地，她说了出来，就像别人告诉你几点了或者说早上好那样自然。可是，为什么去那里呢，塞萨雷亚？我问，你没想过，如果你现在走了，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吗？你想过索诺拉是一片不毛之地吗？你去那里干什么啊？我问了些诸如此类的话。小伙子们，一个人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时就会问这种问题。我们一边走着，塞萨雷亚一边望着我，说她在这里一无所有。你疯了吗？我说。你糊涂了吗，塞萨雷亚？你在这里有工作，有朋友，曼努埃尔特别欣赏你，我也很欣赏你，吉尔曼和阿克莱斯也很欣赏你，没有了你，将军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是一个尖锐主义者，肉体和灵魂都是。你可以帮助我们建造尖锐城，塞萨雷亚，我说。这时她笑了，好像我在讲一个精彩但她已经听说过的笑话，她说一个星期前就辞了工作，无论如何她从来都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不是尖锐主义者。我也是，我说或者大叫着，我们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更像本能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尖锐主义者，可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尖锐主义和本能现实主义不过是把我们领向我们真正想去的地方的两副面具。领向哪里？她问。领向现代化，塞萨雷亚，我说，领向该死的现代化。这时，就在这时，我问她辞去“我的将军”的工作是否属实。她说当然是真的了。他怎么说的？我问。他几乎疯了，塞萨雷亚大笑着说。然后呢？就这些了，他不相信我是当真的，但如果他认为我还会回来，他最好是坐着恭候，因为要不然他会很累的。可怜的人，我说。塞萨雷亚笑了。你在索诺拉有亲戚吗？我问，没有，我想没有吧，她说。那你怎么办？我说。找份工作，找地方住下，塞萨雷亚说。就是这样了？我问。这就是命运给你准备好的一切吗？塞萨雷亚，我亲爱的？我说，不过我也许没有说亲爱的，我可能只是这样想了。塞萨雷亚看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迅速一瞥，她说找个地方住下，找个地方工作，这是我们人类的共同命运。说实话，你挺保守的，阿马德奥，她说（但说得很怜惜）。我们继续那样聊了会儿。我们好像在争辩，但并没有争什么。我们好像在互相责备，但没有责备什么。忽然，就在我们走到从此要永远分开的那条街上时，我试着想了想塞萨雷亚在索诺拉的情景，但想像不出来。我看见了那片沙漠，或者看见了当时我想像中的沙漠，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小伙子们，我说，我只是在电影或者电视里看见过沙漠，但从未去过那里，感谢上帝，我看见沙漠中一个点在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缎带移动，这个点就是塞萨雷亚，这条缎带就是一条通向一个无名城市或者镇子的公路，接着，我像一只忧伤的秃鹰般猛扑下去，把自己病态的想像力落在一块岩石上，我看见塞萨雷亚继续行走着，但已经跟我熟悉的塞萨雷亚不是一个人了，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一个在索诺拉沙漠的阳光下穿着黑衣的肥胖的印第安女人，我说了或者试图说再见，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本能现实主义者之母，可是出口的却是一句可怜的咕哝声，衷心祝福你好，亲爱的塞萨雷亚，我试图说，代表帕布里托和曼努埃尔，代表阿克莱斯和无动于衷的李斯特，代表恩卡纳西翁和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但出口的却是一阵咯咯声，好像我突然得了心脏病，当然苍天不容如此，或者得了哮喘病，后来我又看到了塞萨雷亚，走在我旁边，依然那么踏实自信、毅然决然、勇敢无畏，我说：塞萨雷亚，好好想想，别犯傻，留心你的脚下，她笑着说：阿马德奥，我知道自己在干吗，然后我们又聊起政治，塞萨雷亚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已经越来越淡，好像政治和她都已疯狂，她在这个话题上常有逗人之见，比如会说，墨西哥革命将在第22世纪再次出现，这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安抚作用的胡说八道，是吧？我们还谈了文学、诗歌，墨西哥城最近的新闻，文学沙龙里的流言蜚语，谈到萨尔瓦多·诺沃正在写的东西，谈到斗牛士和政客、合唱团女孩的报道，我们在这些话题上机智地保持着意见上的一致，谁也不想细究，或者不想费劲细究。后来塞萨雷亚站住了，好像忽然记起把什么重要的事儿忘了，她一言不发，望着地面或者那时的过路行人，但却视而不见，眉宇紧蹙，小伙子们，我说，这时她盯着我，起先也视而不见，后来才把神儿回到我身上，她笑着说再见了，阿马德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活生生的人。也许很洒脱。于是一切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