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86/110页）

我们争执过一回。为什么？忘了。跟嫉妒没关系，我记得很清楚。他根本就不嫉妒。他好几天没给我打电话，我也不去找他。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我告诉他，该到长大的时候了，应该好自为之，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患有胆管硬化，肝脏指数非常高，溃疡性结肠炎，刚得了甲状腺功能亢进，牙齿还不时地疼痛！）他应该规规矩矩过日子，因为他还年轻，应该忘了那个“伤透他的心”的女人，应该买一台洗衣机。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工夫写了那封信，后来又撕了，然后开始哭起来。没多会儿我就接到了他最后那个电话。

你想见到我但不想跟我谈谈是吗？我问。没错，他说，没错，我们不用谈，我只想知道你在附近，但我们也可以不见面。你疯了吗？没有，没有，没有，他说。很简单。但也不是很简单。长话短说，他就想让我看到他。你不想看到我吗？我问，不，我没法看到你，我都精心策划好了，你可以把车停在加油站的弯道那里，停在马路牙子上面，你从那里就可以看到我，你不用从车里出来。你打算自杀吗，阿图罗？我问。我听到他笑了。不会自杀，至少现在不会，他说。你都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买好了一张去非洲的机票。再过几天我就要走了。非洲，非洲的哪儿啊？我问。坦桑尼亚，他说，我已经打过所有疫苗了。你要去那里吗？他问，这简直不知所云，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很明白啊！他说。可我不懂，傻蛋，我说。你只要把车停在过了加油站后的第一个拐弯处等着就可以了。要等多久？我不知道，五分钟吧，他说。你到了，我自会告诉你，只用五分钟。然后呢？我说。然后再等十分钟，然后就可以走了。就这样。那非洲是怎么回事？我说。非洲是以后的事儿，他说（声音听上去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尖细，带点冷嘲热讽的意味，但毫无发神经的迹象），那是将来的事儿。将来？美好的将来。你打算去那里干吗？我问。他的回答依然含含糊糊。事情、任务、惯例，我想他说了这些吧，或者类似的话。我挂上电话后不知道什么最让我困惑不解，是他的邀请呢还是宣称即将离开西班牙。

约定见面的那天我按他的指示照办了。上了那条公路，把车停到马路边上，在那儿整个海湾的风景差不多可以尽收眼底，海滩并不太大，每年夏天当地的裸体主义者便齐聚这里。我左侧是一片连绵的小山丘和峭壁，不时会看到有房子拔地而起，我右边是铁路，还有点灌木，然后，走过地上一道陡坡就到海滩了。那天天色灰蒙，我到那儿时看不见一个人。海湾的一头是卡拉马雷斯·费里塞斯酒吧，那是一幢涂成蓝色的小木屋，里面一个人影都没有。另一头，岩石遮住若干更小的海湾，公众的目光更难看到，夏天大多数裸体主义者聚集在那里。我比指定到达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我不想从车里出来。但是等了十分钟，抽了两支烟后，觉得在里面快要窒息了，这样说绝不夸张。我打开车门出来，一辆小车停在那家酒吧前面。我仔细观察着那辆小车：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此人留着长长的直发，应该比较年轻，他打量了一下四周（但没有朝我这个方向看），走到酒吧后面便消失了。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紧张。我又回到车里然后关上门。我严肃地考虑要离开时，又一辆小车在酒吧门口停住。一男一女下了车。看到第一辆小车后，那个男子把手放到嘴边大喊或者吹着口哨，我不知道是哪种，因为正在这时，一辆卡车驶过去，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那一男一女等了会儿后向海滩上一条小土路走去。过了片刻先到的那个男子从我看不见的酒吧后面出来，朝那两个男女走去。他们可能互相认识，因为握了握手，那个女的吻了下先到的那个男子。后来，第二个到的男子用手指着海滩的某个地方，那个动作给我的感觉是来得极其缓慢。又有两个男子从岩石中冒出向酒吧走去，他们沿着海浪吞没线走来。虽然离得很远，我还是认出其中一个是阿图罗，不知为什么，我以最快的迅速从车里出来，也许还想着亲自走到海滩上，但马上发现抵达那儿得穿过一个地下人行通道，绕一个大圈子才行，而且等我到那儿后他们可能早走了。于是我就待在车边观察着。阿图罗和他的朋友走到海滩中间后站住。从车里出来的两个男子向他们走去，阿图罗的朋友把一个包裹撂在地上然后打开。他站起来往后一退。第一个来的男子走近包裹，从里面取出什么，又往后一退。接着阿图罗走近包裹，照前一个人的样子取出自己的家伙。这时阿图罗和先来的那个男子手里各自握拿着一把很长的东西。第二个来的男子向第一个来的男子走过去说了句什么。第一个男子点点头，第二个男子让开一点，但有些生气了，因为他向海水方向走去，一波海浪淹过他的鞋子，他跳了一下，好像被食人鱼咬到了般，接着迅速朝相反方向后退。第一个男子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好像很客气地跟阿图罗说着什么，阿图罗活动着左脚，仿佛在听着，似乎要确认什么，一张脸或者几个数字，让他觉得有意思，他把鞋尖扎在湿湿的沙地里。阿图罗的朋友向岩石方向后退了几尺。那个女的站起来向第二个来的男子走去，他正坐在沙地上清理靴子。沙滩中间只剩下阿图罗和第一个来的男子。后来他们举起手里拿的东西击打对方。第一眼瞥去我以为那是拐杖，后来我忍不住笑了，原来阿图罗就让我来看这个：这场恶作剧，古怪的恶作剧，但肯定是在恶作剧。可我又疑窦丛生。如果手里拿的家伙不是拐杖呢？如果是剑会怎么样呢？

吉列姆·皮纳，加斯帕尔·普赫尔大街，安德拉特克斯，马洛卡岛，1994年 6月。

我们是1977年认识的。现在已过去很长时间了。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时我经常每天早上买两份报纸和几本杂志。我无所不读。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我全知道。我们经常见面，一般都是在我的地盘。我想我只去过一次他住的地方。我们经常一起出去吃饭。由我付钱。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巴塞罗那有了许多改变。建筑没有改观，但巴塞罗那变了许多。那时我每天都要画画，不像如今，但那时有着太多的派对，太多的聚会，太多的朋友。生活让人兴奋不已。那时，人人在办杂志，我喜欢这点。我在巴黎、纽约、维也纳、伦敦，举办过几次展览。阿图罗有时会消失好长一段时间。他喜欢我的杂志。我送过他一些过期的，我也送过他一幅画。我送他的那幅画是加过框装裱了的，我知道他没钱去装裱。什么画儿？我始终没有完成的一幅油画的草稿：《另一个阿维尼翁少女》。我经常遇到对我作品感兴趣的商人。那段时间我临摹了三幅皮卡比亚的东西。非常漂亮。我卖了两幅，给自己留了一幅。从临摹伪作中我看到了依稀光明，但它毕竟是一线之光，这是最重要的。有了这笔钱后我买了幅康定斯基的画，还有几件贫穷派艺术的作品，也许同样是外国人的。有时我会搭飞机飞到马洛卡岛。我常去安德拉特克斯看望父母，长时间地在乡下散步。有时我只是看看父亲，他也画画，他带上画布和画夹出去时，我的脑子里会涌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比如大海深处的死鱼或者濒临死亡边缘的鱼。接着我又会想些别的事儿。那时，我在帕尔曼有个画室。我把画搬来搬去。我常常把它们从父母家带到那个画室，然后又从画室带到父母家。后来我厌倦了，就飞回巴塞罗那。阿图罗经常来我家里洗澡。他住的地方显然不能洗澡，他经常用我在卡多纳广场附近莫里奈尔街上那幢屋子里的淋浴室。